台湾诗人余光中14日离世 病榻上把关最后的《守夜人》

人物小传

       余光中，1928年10月出生于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母辗转于上海、重庆等地；1947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至香港；1950年赴台；后赴美进修，曾在多所美国大学任客座教授；先后在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等高校任教。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
 

      台湾文学家、著名诗人余光中在1966年写下诗作《当我死时》，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昨天，余光中终于如愿“返乡”，据台媒报道，余光中是在台湾高雄医院离世，享年90岁。
 

　　他的乡愁，不仅仅在诗里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一首《乡愁》。40多年来，《乡愁》在海内外华人间被广为传诵。而他写的《乡愁四韵》更被罗大佑谱曲，成为传唱四方的名曲。
 

      余光中对故乡的思念不仅写在诗里，更表现在他归乡的行动中。厦门大学教授徐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厦大台湾研究院研究台湾文学，从此与余光中结缘几十载。徐学记得，有一次余光中去黄河壶口，那里土地泥泞，余光中脚上的皮鞋沾了很多黄泥，回酒店后他不舍得清理掉，而是一直到上飞机时，才小心翼翼地把鞋子上的泥土刮下来，放到一个小盒子里。他说，“我要把它放在枕边，这样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黄河的涛声。”
 

      上世纪40年代，余光中的中学时代在重庆度过。徐学透露说：“他生前在家时都是和太太讲重庆话。”2005年徐学陪同余光中第一次回到魂牵梦绕的重庆，并陪他与60年前上学时的老同学见面，“大家见面的地方在重庆江北县，当时交通不便，有些小路车进不去，就找了滑竿抬余先生进去。”但余光中坚持不坐滑竿，他说，踩着少年时代的脚步，一步步走回去才有感觉。
 

      和同学们见面后，几乎不怎么喝酒的余光中，喝得满脸通红。他一一留下同学的地址，说要给他们寄书。他还回到以前住的老家，跟当地小孩子相约，“我们一起爬树好不好？”看到屋前的一片瓦，有点古色古香，他拿在手上摩挲着。大家看他爱不释手，就上房揭了一片瓦相送，余光中感动落泪。徐学说：“余先生用布把瓦片包起来带回台湾，还写了一篇长文《片瓦渡海》。”后来，瓦片放在家中柜子上，看见潮潮的、阴阴的青苔，他就会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余光中不光是牵挂、眷恋生养他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新鲜动态他也时刻关注。徐学和余光中多年来通信达百余封，今年5月，余光中写给他最后一封信。信中，余光中提到最近是他的多事之秋，他和太太先后住院，更谈到“电视剧《琅琊榜》不要错过，挺好的”。

　　“我的菜单上还有很多菜”

      “《乡愁》是我的招牌菜，但是我的菜单上还有很多菜，《乡愁》是我的名片，我不希望这张名片遮住了我的脸。”余光中曾这样说过。其实，余光中创作诗歌近1000首；散文、小品300多篇；评论200多篇；翻译作品20余种，达400万字以上。
 

      “我给很多大学生上课，都会讲，你们只知道余光中的《乡愁》，就好像只知道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一样。”徐学说，余光中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那首著名的《乡愁》只是他的童谣，即便是说写乡愁，他也觉得《乡愁四韵》更好些。而余光中诗集《守夜人》责任编辑孙茜则认为，余光中诗文的主题，多离不开“离乡”“乡愁”“孤独”“死亡”，读他的诗，迎面而来的是一种入骨的苍凉与顽强。
 

      “他手稿都是一笔一画、横平竖直，他不写草书，都是楷书，写文章、改作业、翻译、写诗都是端端正正的。”徐学说，余光中还教书，一直教到去年，“他不是名义上的教授，而是真正带学生改作业。”徐学还提及余光中对英国诗人济慈诗歌的翻译，具有相当高的成就。
 

      余光中对文学有种使命感，他认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中文写好，让中国人热爱中文。对自己的母语尤其是文言文，余光中非常看重。就在今年8月，他参与了一项名为“语文是我们的屋宇”的联署声明，抗议台湾相关部门删除语文教材中部分文言文课文的做法，“如果把它抛掉不用，我们就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族！”而徐学也记得，余光中前年来大陆时还给一所学校题词“月追日而上天，根锁水而入土”，这充分反映出余光中对本土和母体文化的珍视。

　　病榻上把关最后的《守夜人》

      余光中离世的消息，在大陆文化圈和读者中引发广泛关注。编辑、作家谈及余光中带来的回忆，犹如发生在昨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杨柳记得，十几年前，出版社编一套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代表作，策划中包括余光中先生的一本。签订诗集出版合同的时候，正值余光中路过北京。杨柳到友谊宾馆面见老先生，“他面容清癯、身材瘦小，圆圆的头顶在灯下发光。他不似我想象中的高大，讲话声音不大，彬彬有礼。”当时余师母也在旁，胖乎乎的，特别亲切，老是招呼喝茶吃零食。
 

      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况回忆说，2014年10月，华文文学论坛在厦门举行，会议结束后，他有幸送余光中先生去机场。途中交谈时，余光中说自己喜欢沈从文，尤其喜欢他的小说《萧萧》，“大媳妇萧萧和别人相好了，按当地规矩应该捆起来，扔进池塘。但当地人很善良，原谅了她。这就和别的作品不一样，里面有人性的悲悯在。”他还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莫言给我的印象很好，人很朴实。人太聪明了，有时对写作有害。”关于杨绛先生，余光中直夸“了不起”。他说自己在台湾有一位年轻朋友，对大陆作家只欣赏“一个半”，“一个”是杨绛，“半个”是钱锺书。“余先生是个感情细腻的诗人，在机场过了安检后，三次回头向我挥手。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何况说。
 

      今年以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余光中两部诗集《守夜人》《风筝怨》。《守夜人》责编孙茜说，去年8月从台湾的出版社拿到第一批书稿，告知只是初稿，目录和正文都需要修改删补。“当时余先生身体已经不太好，但一个月后还是陆续交来了其他稿件，还应我们的要求，为新版《守夜人》写下序言。”去年12月，三校样改完，邮件发给余光中，他当时病重在床，无法看字，就让家人把改动处读给他听，他点头首肯。

      此番在大陆首次推出的《守夜人》，距离1992年台湾首版已有25年，颇多增删琢磨之处。让孙茜感动的是，“余先生对待诗文一如初见，还在字斟句酌着每一个音节、每一个符号。”她记得，余光中自己说过，“再过12年我就100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谁知，2017年12月14日，他的预言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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