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笔记上的几起“红裳杀人事件”

       最近在翻阅尹庆兰著清代笔记《萤窗异草》时，读到一篇关于折狱的内容，里面有一桩“红裳”暴露出的凶杀大案，突然对这个题目来了考据的兴趣，因为类似的内容在多部古代笔记中都曾经见到过，而且一部比一部的陈述更加离奇。
       一、妻子给丈夫灌下的是什么药？
       笔者目前找到的最早一则“红裳杀人事件”的记录，来自于明代陈道监修、黄仲昭编纂的《八闽通志》，这部书是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性的地方志，其中记载了南宋邵武军（今福建邵武市）知军王洋的几则轶事。
       “王洋字元渤，楚州人，有吏才”。古代福建有一恶俗，“生子多不举”，这里的“不举”是不养育的意思，而“子”则通指男孩女孩，即因为贫困等原因，存在着溺婴和杀婴的现象。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三月，王洋奏请“乞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报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役一年”。不仅如此，他还奏请设立“举子仓”，凡是贫民要生孩子了，由官府设立的这个仓库“例以钱米给之”，活人无数，实在是做了一件极有功德的大好事。
       不过让王洋一举成名的，还是他侦破的一起奇案。
       有位姓袁的女子有一天突然到官府来注销户口，说是丈夫刚刚去世，她准备投往他乡。本来这只是一件“走程序”的事情，但王洋眼光奇“毒”，一眼发现“衰绖之下，红裳微露，且无戚容”——“衰绖”即是丧服，丧服之下露出了红色的衣裳，这很明显不是一个服侍病人很久，并哀痛丈夫一瞑不视的妻子应该穿的衣服，何况她一点儿没有悲哀的样子。于是王洋立刻下令将她扣押起来审讯，没费多大力气，袁氏就招供了，“果毒死其夫”。
       明朝陈芳生撰《疑狱笺》一书也记录了这一案件。而清朝学者刘世馨撰写的《粤屑》和胡文炳撰写的《折狱龟鉴补》中，写了一个与此十分相像，但侦办过程要复杂得多的案件。
       明代，广西新兴县有位姓李的县令，擅长折狱。有一天他到乡下去办公，路过一片坟地时，见一座新坟前面，有个年轻女人正坐着哭，不但没有穿丧服，反而衣着十分妖艳。李县令听她的哭声并不真的悲哀，便让手下去打听是怎么回事。一问方知这女人丈夫刚刚病死，今天是头七，她特地来祭奠烧纸。李县令依然觉得其中有鬼，便把她带到官府里详加审问：“你在服丧期间穿那么漂亮的衣服做什么？”谁知寡妇咬定牙关，只说是习惯了梳妆打扮再出门。正在这时，知府突然发来急函，原来寡妇的街坊四邻一起告到府院，说李县令无故扣押一个寡妇，实在不知他所依何律、意欲何为。知府限期半月，让李县令查出事实真相，不然将按“故入人罪”（官员误审误判导致他人无辜获刑）的罪名来处罚他。
       李县令决心一定要查出案件的真相，于是化装成一个算命先生，到寡妇所住的村落暗访，认识了一个小偷。小偷告诉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自己到一户人家行窃，躲在暗处窥伺屋子里面的动向，见那家的丈夫病卧在床，妻子却梳妆打扮得十分娇艳。这时邻乡的一位武举人突然溜进门来，将一袋东西递交给那女人。女人放在锅里熬了很久，盛了满满一碗，叫丈夫喝药。丈夫刚刚张开嘴，她用一只铜勺将“药”灌进了他的喉咙，丈夫惨叫一声就死了。小偷知道自己目睹了杀人命案，吓得慌忙溜走了。
       回到县里，李县令下令掘墓开棺，面对邻居们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李县令坚持让仵作验尸，结果在死者的咽喉处发现了锡块。原来那女人给丈夫灌下的“药”，竟是熔化的锡液！
       二、“乳臭官”拦阻下了送葬队伍
       通过观察丧服，看出死者的死因有异，最详细的记录当属本文开头提到的《萤窗异草》中那篇题为“折狱”的文章。
       有位青年人，刚满十八岁就考取了进士，被授任某县县令。他觉得自己太年轻，怕承担不起一省的政务，十分心虚，去请教老父亲该怎么办。老父亲“固浙中宿儒，兼工刀笔”，无论治政刑名样样精通，便跟随儿子一起上任，充当“顾问”的角色，“薄书案牍靡不身亲，暇更与之讲求吏治，指陈弊端”。这样一年下来，在老爸的亲自调教下，年轻的县令将本县治理得井井有条，“政声大著”。
       这一日，县令因为一件公事，骑着马出城，“适遇某大户之丧，执绋者约数百人，幡幢鼓乐，仪采甚都”。按照规矩，赶上老百姓的丧事或者喜事，就算是官员也要给人家让路。县令勒马道旁，以俟其进。“一时灵眑既过，其后有孝舆”。就在这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将马车上的帘刮了起来，只见里面坐着一个穿着白色丧服的年轻妇人，正在嘤嘤哭泣，但丧服之下，“别有红裳，且色甚鲜艳”！
       县令瞥见，心颇疑讶，哪里有人办丧事穿红衣服的？就算是外面套了件丧服，也何其不庄重，于是命令手下咨访，在马车里哭的到底是什么人。片刻之后，手下回报，是当地一个监生刚刚病逝，正要抬着他的棺木下葬，监生“别无眷属，舆中人实惟其妻”。
       一种窥破了画皮的不安感觉，袭上了县令的心头，他当即下令，让随从的衙役阻止了送葬的队伍，且将棺材停放在附近一座寺庙里，以候检验，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却不肯说出缘故。
       问题在于，这位死去监生的家庭乃是当地的大族，家中主要成员“半系巨绅”。古代讲究死者入土为安，哪有半路拦棺的道理，这简直是对整个家族的侮辱。他们一起找到县令抗议，言辞之中甚至有所威胁，而县令态度十分坚决。众人没办法，只好听任其行，私下议论道：“要是他最后拿不出像样的理由，看咱们不狠狠收拾他个‘乳臭官’！”
       县令其实心里也没底，跑回家把事情经过告诉老爸，请他出谋划策。老爸听完，沉思片刻说：“你能认真观察，提出疑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当官的不能得罪巨室，一旦验不出伤来，必然难以收拾。所以要先探本源，得到确证，再一发破的。你毕竟年轻，经验不足，还是我去探访一番吧。”当儿子的不忍劳烦父亲，老爸却执意要去，儿子只好听任之。
       “于是易装为卜人，秘密出署”。临行前，老爸叮嘱儿子，要他以生病为借口，采用“拖字诀”应对那位死去监生的亲属，耐心等自己回来。他走后，县令果然“托疾不出视事”。这下子，监生的那些亲属们可都气坏了，“有棺不得葬，有穴不得掩，众皆含愤不平”，告到上面去，上峰也不断地给县令压力。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县令苦苦等待着父亲的归来，然而父亲却杳无声讯。
       三、“银针五寸，血迹犹存”！
       再说县令他爹，来到监生所在的乡里秘密走访调查了好几天，并没有人怀疑他的死因，也没有听到其妻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心亦忐忑”。
       这一天晚上，他“孤踪郊外，无所栖身”，找到一个看田人的窝棚借宿。那农人虽然同意了，但“庐甚隘，不足以容二人”，他俩就干脆坐在窝棚里聊天，不知不觉地聊起了县太爷。农人说他虽然年轻，但体恤小民，是一位好官，只可惜很快就要被罢官了。县令他爹一听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农人说：“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这里刚刚猝死了一位监生，正是我的主人，送葬的路上，县令突然截停了棺材，又不给出充足的理由，监生门第高贵，他的亲戚们岂能忍受这等屈辱，肯定要跟他算账的！”
       县令他爹顿时神情黯然。
       谁知就在这时，那农人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想必县令是怀疑我家主人的死因，想重新验尸，可惜他找不出什么的，知道事情真相的只有一个小孩儿。”
       仿佛晴空霹雳！县令他爹连忙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农人道：“我家主人身体一向强壮，很少生病，听说他猝死，我很惊讶，帮忙去处理丧事时，主人的小书童跟我平时十分要好，就把真相告诉了我。我家主人的妻子与人有染，那奸夫不久之前丧偶，于是便想着合谋杀死我家主人，他俩便可以做长久夫妻了。他们谋杀我家主人时，胁迫小书童相助，所以他才知道那可怕而奇特的杀人方法。”然后便低声讲出了骇人听闻的内幕。
       听完真相，县令他爹激动不已，星夜赶回县城。一见儿子瘦了许多，才知道他这段时间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寝食俱废，老人不禁笑着把案件的真相告诉了他：“你这样子怎么能做大官？天亮了就开棺审案吧，早点把这件公事了解了，你也好心安！”
       第二天一早，县令带着仵作来到寺庙，宣布要开馆审案。监生的亲属们围拢了一大群，个个面无表情，议论纷纷，县令冷笑道：“我给你们家的受害者洗冤，你们反倒对我满腹仇怨，恐怕是死者不下葬，你们就没法瓜分他的遗产吧？”这句话戳到了那帮人的痛处，嗡嗡声顿时小了许多。
       棺材打开了，“尸已臭腐，不可近”，只有仵作如法细检，头部、颈部、胸部、腹部、腰部……逐一检查，毫无发现，议论声顿时又大了起来。
       就在这时，仵作检到了尸身的下体，县令突然指着其阳具说：“视之！”仵作吃了一惊，仔细探查后，“应手而出，则银针五寸，血迹犹存”！
       众人大哗，这时才知道监生真的死于谋杀！“至亲又号呼诉冤”，县令下令将监生其妻和围观队伍中的某人揪出，正是一对杀人凶手，他们面如死灰，俯首认罪。原来，他俩定下杀人计划之后，用酒灌醉监生，将他扶到卧室里，“缚以革带……遽以针刺其具，深入无遗。亡者醉不能支，大吼而卒”。
       这时，那些先前对县令横眉竖眼的围观者们，又“靡不匍伏称谢”。
       一般来说，从来不具备质疑精神的人们，也往往最厌恶那些比他眼力更好更有洞察力的人，而一旦真相被揭示出的时候，也最容易匍匐在地……阻挠真相和叩拜真相的是同样一批人，看似荒谬，但说到底，真相对于他们而言，不过就是里外套在一起的孝服与红裳，视场合而随时替换，时间久了甚至觉得很方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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