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极端事件,还是工人自觉的抗争,都在合力将珠三角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逼向死胡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正在加速消逝,这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多时的产业转型殊途同归,却也意味着艰难博弈的到来。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大优势。代工企业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必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新的博弈环境下,中国代工企业该何去何从?为探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等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研究生导师魏浩博士。
记者: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和“中国制造”的典型,富士康大规模加薪,是否意味着加薪是大势所趋?加薪潮是否会蔓延到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加工企业,甚至部分内地加工制造企业?
魏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代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外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代工企业主要通过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承接国外产品的加工制造发展起来。目前,富士康是全球电子产品最大的代工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 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在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达80多万。所以,富士康加薪事件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或者多米诺骨牌效应。另外,近期,江苏、宁夏、吉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天津、北京等省市自治区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过20%。最低工资的上调将对那些工资水平低的行业造成影响,制造业领域中的代工企业首当其冲。可以预测,在中国将发生一波加薪潮,不仅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部分内地的加工企业也都会受到波及。
记者:您认为目前这一轮薪酬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魏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近期的经济发展因素、国家政策因素,也有历史因素。例如,通货膨胀预期、经济复苏、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等因素。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并没有保持一致,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徘徊在低水平,工资的增长幅度低于经济增长幅度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幅度。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从1995 年的51.4%下降到2007 年的39.7%。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或者说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记者:代工企业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是否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魏浩: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大优势,毫无疑问,代工企业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势必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那么,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情况下,代工企业该如何应对?
魏浩:代工企业的优势受到挑战,主要与我国代工企业脱离市场、品牌缺失等特征紧密相关。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代工生产将继续是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代工企业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我认为,代工企业需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新机遇,加快自主品牌的培育和自主技术的研发;积极向价值链的两端拓展,迈向大型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积极开拓自主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高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国家应该高度重视本国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为代工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人才要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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