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消费国却缺乏话语权，这一现状已经影响到中国大豆市场的安全。
中国消费了世界上近三成的大豆，八成以上的需求却要通过国际市场满足，2004年的行业危机加强外资企业对中国大豆市场的控制力，而今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还在试图进入中国大豆生产市场，与此同时，占据中国国内1/3大豆种植面积的黑龙江播种面积和产量都逐年下降，种植面积从2010年的6735万亩缩减到2013年的3105万亩。
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这一措施被认为是有利于激发国内企业的生产活力，但业内人士担心在更多的扶持细则出台以前，国际大豆生产企业可能会大量提高对华大豆的输出量，造成国内大豆价格下跌，从而导致国内大豆种植量进一步减少。
2004年蔓延中国大豆产业链的行业危机令人印象深刻，如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不少业内人士担心2004年的一幕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但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认为今年的违约风波和2004年的不同之处在于部分企业采取了“洗船”行为，这是一种国际贸易的融资手段。但是，将进口大豆这种正常的贸易行为变成融资手段是一种恶性的获利方法，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所不希望看到的。
一直以来美国掌握着大豆的价格，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产量报告成为全球大豆期货价格运行的风向标。2003年美国农业部调低大豆库存，CBOT大豆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国内大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抢购，随即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受冲击最严重的压榨企业停产甚至倒闭。
与2004年时不同，国际大豆期货市场已从单次定价改为多次结价的定价方式，美国大豆的价格从先涨后跌改为先跌后涨。
事实上，大多数国有大豆进口企业都要直接或间接通过国际粮商进口，在多次结价的定价方式下，外商可以允许进口商在相对长的点价期限内，先行点价，行情上涨后再行洗单，累积价差成本，最终确定成本构成，这种方式给进口企业降低采购成本的机会的同时，放大了行情的价格波动风险。其中对进口方最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价先跌后涨，如果进口方在低位没有点价或不反向进行期货套保锁定成本，最后会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
2013年，全球大豆的消费量是2.694亿吨，中国为7557万吨，占全球消费量的28%，这一数字并没有让中国在大豆市场上谋得任何话语权。
在业内人士看来，出现大豆违约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在大豆方面缺乏定价话语权。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美国才是全球大豆名副其实的定价中心，而价格的剧烈波动最终将危及我国的大豆产业安全。
中国的期货市场并没有全面走向国际，一旦中国的大豆进口商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粮油价格的被动推高、物价上涨、进口商马上会转嫁风险到国内压榨饲料养殖市场，同时国家还要多付出美元外汇。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政府相关部门应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国内企业的联合和建立自己的大豆期货交易机构、抱团争夺大豆定价权，并提高国内生产和进口环节的补贴或加大减税的力度，以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和国内大豆贸易商的竞争力。也可以考虑在上海自贸区或国内其他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机构，以竞争大豆的定价权。
“企业不从加工上面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就已经不是实体经济了。”王小语表示，这种转卖行为同时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又缺乏有效监管，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同时，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进行全面风险管理，锁定成本，提高竞争力，不要让价格的涨跌影响正常经营，同时减少在国外市场上被国际基金”狩猎“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应当筹建与纽约、芝加哥和伦敦等交易中心竞争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要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的战略资源作用，逐步形成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话语权。
在补贴方面，有专家认为，如果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后能稳住种植面积，原料供应就会逐渐充足起来，相关部门或将针对市场采取进一步手段，以推进加工企业开工生产，如此一来面对国际企业的冲击，或许就不会束手无策。
最理想的扶持政策，应该是一套从种植到加工，再从加工到流通的全产业链的“组合拳”。
有些国外的经验也应该被汲取，有专家表示，中国要借鉴美国大豆协会的经验，设立大豆产业发展基金，从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各方面引导主产区大豆加工企业的联合，构建以农户为基础，以合作社为纽带，以加工企业为龙头的现代大豆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来源：消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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