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新阶段“三农”工作关键节点在县域

　　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这场大会，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新征程“三农”工作擘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遵循。

　　可以说，2020年年尾，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节点上，这场最高规格的大会正式拉开了新阶段我国“三农”工作的历史性大幕，也标志着新阶段我国发展重心迎来重大调整。为何这场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成为如此重要的历史性节点？

　　首先，这是由我国“三农”发展的现状、阶段决定的。

　　一方面，“十三五”收官之际，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会议中用这样的段落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农民收入较2010年翻了一番多，农村民生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困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高的问题突显起来。同时，我国农业还存在基础不稳固，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差、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产品结构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等问题。

　　截至2020年，我国初步构建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而下一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 “三农”发展现状和阶段的必然要求。

　　第二，这是“三农”工作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必然要求。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是对“安全”的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我国粮食连年丰产，肉蛋菜果鱼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充足，但也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疫情以来，我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做好“三农”工作有利于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从扩大内需的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这也意味着县乡消费已经纳入到了扩大内需的整体格局中，并放在了十分重要、关键的位置上。

　　未来在消费端，伴随着县域经济的崛起和电商带来的消费市场下沉，中国县域和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正在释放出来。伴随着这两年国家在乡村振兴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包括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国家扶贫力度的逐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等，农村市场的消费意愿大幅增强。一个消费层面上的强县域经济时代正在来临。

　　新发展格局下，县乡及广大农村，同时在供给和需求两端成为了新周期里的发展纵深空间所在。

　　其次，本次会议强调，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要求。这些要求和部署又传递出哪些信号呢？从这两年在乡村振兴和脱贫一线的考察调研来看，笔者认为，其中有四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关键信号。

　　第一，本次会议解决了“三农”工作开展中的关键节点的难题，新阶段“三农”工作需要发挥好县域和乡镇的关键节点作用。

　　本次会议强调，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笔者认为，这种综合服务带动能力内涵和深度均极为丰富，而且，在县域与农村之间还应该用好乡镇的节点作用。

　　早在解读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时，笔者就重点提出，我国明确了“县域经济”在乡村振兴实践及解决“三农”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乡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基础条件及产业要素集聚不足等现实状况，决定了乡村难以承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开发；且发展现代农业也离不开县域配套产业链的完善，等等。这些因素注定了乡村产业振兴必须依托县域大产业来支撑、配套和带动。

　　把县域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载体，以县域为区域单位，通过强化县域经济来作为对接城市与农村的“中介”渠道和桥梁。而今年对河南等省份典型县域实地考察后，笔者认为，应该增加“三农”工作中乡镇建设的分量。我国“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出“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主要是强调要让乡镇成为带动农村发展的龙头。

　　在我国农村，乡镇上面连着县，下面连着村，是农村资源要素交换的关键节点，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还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而在新阶段“三农”工作开展中，乡镇可以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农村的服务中心、数字乡村的中心、美丽乡村的中心，以及更重要的乡村的产业中心。要把乡镇建立成连接县域各级产业平台与农村的产业中介桥梁和通道，通过乡镇产业园、龙头企业，以及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建立起与乡村产业的紧密联系和带动能力。

　　第二，本次会议解决了“三农”工作开展中的顶层设计难题，新阶段“三农”工作机制制度得到进一步明确。

　　本次会议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强调了完善“三农”工作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和方向。包括“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包括“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也包括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等等。

　　可以说，本次会议明确了新阶段“三农”工作开展的顶层设计，从机制体制角度上更好地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而县委书记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的导向，也是进一步强调要把县域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载体，这和上面传递的信号是相吻合的。

　　第三，本次会议，解决了“三农”工作开展中的人的难题，强调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本次会议强调，要“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要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这其实指向的正是乡村振兴中人的难题，特别是人才的难题。从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成员培育角度，笔者建议，可以通过将优质培训资源向基层延伸，开展农村“领头雁”培训，对农村干部进行集训，通过专题辅导、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相结合的形式，不断增强基层干部抓党建、促发展、惠民生的能力水平；从吸引人才下乡创业角度，笔者建议，可以通过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发现、识别、凝聚各行业各领域优秀人才，做好人才回归，特别是产业领军型人才回归工作，以产业领军型人才回归引领项目回归和发展，建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四支队伍，从而充分发挥人才在“三农”工作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第四，本次会议解决了新阶段“三农”工作开展中的产业发展的难题。

　　本次会议强调，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笔者认为，这就意味着要打好深化农村产业革命突破战。

　　这需要在农村产业革命现有经验和做法基础上，往进一步提质增效方向推进，而这其中着重突出了“结构”“特色”“融合”“载体”“通道”等关键词。

　　“结构”上，通过“破”和“立”来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包括继续大力调减低效作物种植面积，优化种植结构，提高产出率和收益率。“特色”上，强调以县域为单位，走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每个县聚焦1—2个产业，重点发展见效快的食用菌、蔬菜、养殖等产业。“融合”上，则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为重点等。“载体”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抓手，只有现代农业产业园这样的抓手，才能更好更快地让普遍存在着包括品牌不亮、附加值低、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等关键问题的传统农业大县实现农业产业的深度开发，推动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最终让整个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提速换挡、结构优化。“通道”上，以农村电商等为基础的数字乡村建设方面，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乡村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加快完善数字化乡村治理和信息服务。（文/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老杨会客厅创始人 杨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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