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人口特区”：山西翼城

1985年，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翼城成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在放开“二胎”之后，该县人口非但没有暴涨，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成为地区人口出生率、增长率、性别比比较健康的样本。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30周年之际，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讨论逐渐升温，翼城成为人口学家和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26年前，翼城县作为中国首个“人口特区”，悄然开展了二胎政策试点。

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30周年之际，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讨论逐渐升温，翼城成为人口学家和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A 中国首个“人口特区”——悄然进行的二胎试点

1985年，经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翼城成为中国首个“人口特区”。

当时，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成为“一胎化”政策正式启动的标志。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将实行计划生育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在各级计生系统严密控制下，中国的人口增速依然很快。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晚婚晚育加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

1984年春节，已经是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胡耀邦批示说：“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翼城农村被批准试点“二胎”生育政策。

当时的翼城县委书记对梁中堂说：“翼城县做这方面的试点，是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我代表县委欢迎您选择翼城县做实验。”

在县招待所会议室，翼城县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近百人被召集起来，由梁中堂向干部们讲解在翼城试点“二胎”的办法。

杨俊莲当时是县委分管计生副书记。尽管和所有的与会干部同样 “震撼”，但多年的计生工作经历仍使她心里一亮。“我当时一听就感到这个政策好。”杨俊莲告诉记者。

这一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

1985年7月，翼城县委通过《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强调试点政策“至2000年不变”。

这一试验因其特殊性，很少有公开报道。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禁止外传。

B “天下第一难”不再难——农民生育观念的改变

计划生育被称为 “天下第一难”。“只要超生就罚款，抬家具、挖粮食、拉牲口，各种手段都用上了。”杨俊莲回忆当时的情形。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县计生委主任。虽然试点之前翼城就是计划生育红旗县，但他知道，工作成绩的背后，是干群关系的“敌对”状态。小品《超生游击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两晚一间隔”的实施，改变了这种局面。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哪怕迟一点生，只要能生两个孩子，哪怕是两个女孩都行。”这是农民们的普遍想法。

安斗生曾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他的担心一扫而光。通过宣传，人们的生育观念慢慢改变，“独生子女少，三胎基本杜绝，还是二胎多。”

如今的翼城县，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已婚夫妇已经越来越多。现代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以往的观念。

翼城县计生局书记高翔认为：“即使不搞计划生育，农民大多也不会多生孩子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西贺水村村委主任张长江算了一笔账：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如果在县里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个学龄儿童每天就大概需要开销10元，再加上一年下来数千元学费，实际上经济压力极大。

近年来，当地越来越多“驸马村”的出现，成为这一试点政策的独特注解。

人望村是当地有名的 “驸马村”，全村招亲的有50户左右。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春香，1986年至2009年一直是村里的计生员。她介绍，全村200多户家庭中，独生子女户35户，其中独女户24户。杨春香自己就是招亲的，两个女儿中，大女儿也是招亲上门的。

“当地素有男到女家的传统，这也使试点政策推行起来较为顺利。人望村上世纪70年代就有招亲的，90年代中期以来，全乡普遍了。人们观念变化了，如今招亲不仅不受歧视，而且很多上门女婿当选了村干部。”中卫乡计生服务站长冯庆玲说。

杨春香当初的称呼是计生管理员，后来变成计生信息员，现在是计生服务员。从这一名称的变化也体现出了政策的变化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C 人口政策的未来——由控制数量到提高质量

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新人口论”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

在放开“二胎”之后的翼城，人口非但没有暴涨，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成为地区人口出生率、增长率、性别比比较健康的样本。

2000年，翼城县的总人口是30.023万，实现了试点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总量控制在30万人左右的目标。

2000年以来，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低于9‰。

翼城试点的成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肯定：1986年12月，全国计生工作会议讨论了翼城试点的作用和意义；1987年9月，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伟考察了翼城试点工作；1990年，翼城县在北京汇报时，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认为试点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堕胎率显著下降，男女性别比非常正常；1993年9月，翼城县参加了全国计划生育表彰大会，并跨入了全国“计划生育百强县”行列；1999年5月，中国人口学会组织了全国20多个专家来考察试点政策的运行情况，给予高度评价；2004年5月，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的张维庆到翼城视察，认为试点是成功的；2009年，翼城荣获“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称号。

多年来，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梁中堂在内的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曾多次建议，将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乃至全省……

翼城试点虽未能推广，但其成功经验对我国未来的人口政策调整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专家认为，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未来我国人口政策调整是必然的。无论人口政策何时调整、如何调整，翼城试点的成功经验都会在人口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延伸阅读

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

2009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是不可取的。

他认为，扩大推行“二胎政策”，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条件下，社会总劳动力相对过剩，是中国一系列问题的两个总根源之一一个是体制机制问题，另一个是人口问题。

外媒报道

加拿大多伦多星报：

当全国有众多父母在生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违反独生子女政策时，在翼城一些父母非常高兴地要了两个孩子，另外一些父母则很高兴地只生了一个。

今天有更多的人口统计学家引用翼城作为有力证据，主张独生子女政策必须被废除。它有一种社区凝聚力、并运作良好——是胡锦涛主席所讲中国要努力达到的社会的一个榜样，即“和谐社会”。

来源：山西日报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010-65363056。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