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增长“第二春”机会或在环珠江口湾区

　　制造业转移至珠三角地区后，港澳的强项已转变为专业服务。“中国模式”推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有赖于“珠三角制造”与“港澳服务”的联手。

　　郑永年很看重珠江的出海口，他认为这是广东扩大开放优于内地其它省份的支点。

　　7月14日，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的郑永年，在广州提出“环珠江口湾区”概念，即推动珠三角地区9座城市与香港、澳门的合作，以推动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郑永年是在当日的第五届南方智库论坛提出前述观点的。在这场论坛上，不少经济学者与郑永年的观点趋于一致：全球政治经济局势正经历复杂多变的深度调整，中国需要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挑战。广东则需要转变资本输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开放模式，进一步推动资本输出，更大范围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其中一大路径是联合港澳构建“湾区经济”，依托自贸区等平台推动珠三角制造和港澳服务的“走出去”。

　　推进大湾区建设

　　在前述论坛中，多名经济学者不同程度提及“大湾区”建设及粤港澳合作。这背后，是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都促使内地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广东做出调整。

　　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制造业，曾经依靠香港、台湾等地的资本输入，开启了内地经济低成本、高增长的“红利”时代，但近年来“红利”优势逐渐衰减。这也是经济学者们认为内地必须转变开放策略的依据。

　　广东转变开放策略的态势尤其明显，其特点由单纯的“三来一补”、“资本输入”转变为“资本输出”、推动大型企业走出去。典型案例有华为、中兴等大型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家电巨头美的集团近期对东芝、库卡的跨国并购等等。

　　郑永年直言，与以往的“引进来”不同，广东此番以“走出去”为主的对外开放将遭遇强大的海外阻力。其原因是，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招商引资”，还是2001年加入WTO前后强调的和世界规则“接轨”，均不存在与海外资本的利益冲突。但此番广东资本、企业走出去，面前的道路是要么与西方既得利益者有冲突、要么只能进入发展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和地区。

　　广东要在当前突破前述难题，就必须重塑开放的竞争力，而希望就在与之毗邻的香港、澳门。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陈广汉就在演讲中多次强调“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的提法，最早见于2015年3月发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与行动》。

　　陈广汉表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承接港澳产业转移起步的珠三角地区，实际上已经探索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模式”，即走基础设施先行、继而建设产业合作园区的和平共处道路。

　　而在制造业转移至珠三角地区后，港澳的强项已转变为专业服务。“中国模式”推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有赖于“珠三角制造”与“港澳服务”的联手。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从整个亚洲看，粤港澳是贯彻亚洲南北的枢纽，是政府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发挥外溢效益和辐射功能的重要支撑点。

　　郑永年提出的是“环珠江口湾区”，包含珠三角地区9座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惠州、江门、肇庆以及香港、澳门。在广东省内，占据行政区划约20%的珠三角城市贡献了全省约80%的GDP，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层次与珠三角地区还有较大差距。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内地试水对外开放、承接港澳制造业转移的主要阵地亦是珠三角地区。这也是划分“9+2”环珠江口湾区的主要依据。

　　破解产业结构固化

　　不过，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环珠江口湾区”，建设起来并不容易。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莫道明指出，构建环珠江口湾区，路径在于通过区域经济整合实现新一轮的工业化，而其中关键是破解该区域内产业结构固化问题。

　　所谓的“产业结构固化”，指的是区域内二、三产业的比重，产业自身的发展层次优化并不明显。

　　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从产业结构看，在香港、澳门之外，珠三角地区9座城市都存在着较大比重的低端制造业。以二、三产业占城市GDP比重为参考，9座城市普遍略低于5∶5；但以二、三产业从业员工数量做比较，其结果则是，除广州外，在包括深圳在内其余城市，工业企业员工数量占据二、三产业从业员工数量的六成左右，东莞、中山甚至高达八成。这说明广东的整个工业部门单位产出过低。

　　莫道明撰文分析，前述情况的出现，根源在于珠江口湾区的主要大型城市对现代城市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并无规划，使得产业经济的市场主体被锁定在湾区。

　　一方面，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分别提出将装备制造业直接纳入核心城区的计划，不断强化了大型城市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存在，这使得制造业无法从大型城市和现有核心工业区转移到要素供应更充足的周边地区，从而也就无法实现由点到面的区域经济扩张；

　　另一方面，由于周边地区缺乏必要的第二产业升级，而使得以广州、深圳为首的城市无法发展出可以与城市规模相当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持续低端化。

　　因而，莫道明指出，如果环珠江口湾区建设与新一轮“振兴制造业”的思潮重叠，“有必要理清环珠江口湾区需要何种制造业，以及现有的产业结构是受到何种因素影响而成型的。”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也强调，广东经济的增长点不能是以往的低端制造业，下一步要抓好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升级，需要在2020-2025年打造50~100个高端制造业群，形成一批家电、建材、新材料、新工艺、生命医疗等全球制造业的新高地。这将推动广东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那么，前述的产业结构固化问题应该如何破解呢？

　　多名经济学者将目光投向自贸区。郭万达指出，广东需要借助自贸区平台展开压力测试，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其中包括香港、澳门的先进标准；同时，以开放促改革，积极打造“开明”政府，推动行政审批制度规范化、透明化，构建公平、多元、共治、价值包容的机制。

　　莫道明进一步建议，环珠江口湾区建设需要上升到国家层面，要以构建湾区现代产业体系为抓手，搞好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推进核心区的转型升级，同时组织好传统产业从核心区的有序退出和向内陆腹地的转移，扩大珠三角核心城市的产业辐射范围。同时，也要研究和推进湾区不同社会治理制度的对接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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