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国家发改委“新型城镇化” 专题调研组近日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等 8 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并完成了调研报告初稿。 其中,调研组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谈及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改革,“几乎所有市长都反对”。
这是一个让人虽感惊讶但不感意外的情况。 毫无疑问,市长们的这一态度,皆因他们早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旦向进城务工和流动人员放开户籍,就意味着本市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事务的压力加大。 所以,他们形成的共识,就是力挺人为设置的户籍栅栏,保住所谓本地人的利益。
把既有的户籍制度比喻为“栅栏”,其实有其现实理由:现行户籍制度,在所谓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设置一道类似于栅栏的屏障——外来人口所创造的财富、机会和缴纳的税收,会透过栅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城市, 并让城里人享用, 而外地人本身, 就被严严实实地挡在栅栏外,只能看着城里人的盛宴而默默吞口水。
户籍改革的实质, 就是要打破这道栅栏,让外地人在为所在城市作贡献的同时,也能融入其中,最终实现自由迁徙。 这本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原初规律, 也符合有关人类伦理的常识。 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在年复一年的有关户籍改革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常识,陷入了纯利益的考量。
早在人类社会成型过程中,人的个体就经历了随群迁徙的过程, 直至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家园和栖息地,才停留下来筑屋、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迁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也是人类适应社会和大自然的基本反应之一。 正因如此,很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有迁徙的自由。而中国户籍制度,恰恰人为设置藩篱,限制了公民迁徙自由,这是当前户籍制度违背常识的第一点。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但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恰恰有失公平。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 一个大城市赖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包括基础建设、各类服务、物流运转等等,主要依赖于外地人完成。 但一方面外地人为城市发展持续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却享用不到城市的关键资源,这种只取不予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 某个城市的成型,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四面八方的人员聚集到一起形成的。 其好处有几点:一是让城市融合了各种不同地域文化,二是让城市居民有了基因的多样性,三是人力资源本身的丰富性让城市有了发展的直接动力。 可以说,吸纳外来人口,融合多方文明,是城市化不二的法门。但现在,一些官员一方面高谈阔论城镇化,一方面却对城镇化的基本动因视而不见甚至刻意阻挠,这不是违背常识,就是叶公好龙。
必须承认, 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改革,的确有着短期的利益牵绊,但问题是,要实现新一轮城镇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吸纳和发挥外地文明的问题。 如果只是想夺取外地人的贡献而永远保持对外地人的戒备,这样的城市永无真正现代化的可能。
还有一个常识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外地人涌入城市蚕食城市资源,更多的是一种假想的风险。
历史的经验证明,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导致市政瘫痪、财政困难。 因为,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济理性, 如果他无法靠自己的奋斗在异地生存,绝不会踏进那个地方。而社会福利层面,本是根据城市人口和其他基础状况,经过周密设计形成的方案, 这种方案也只能解决人的基本生计,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多数不会只是为了获得低保等社会福利而贸然闯入陌生的城市。
可以说,户籍改革讨论这么多年,有关理念和技术问题,都已被反复研讨过,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决策者应该回归常识和人类基本伦理,用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自信的而非敌意的、大气的而非狭隘的心态, 善待外来人口, 善待城市发展的本来规律。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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