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铁血七十年代｜“冷战”时代的间谍片

　　上世纪七十年代似乎离现在并不遥远，却感觉已经是两个时代了。六十年代伊始，革命颇有席卷世界之势，如美国政治犯西尔维亚在五十岁时接受访谈时所说：“今天的美国人总觉得自己单薄无力，因为他们只关心个人生活，改变不了周围的世界。而六十年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肩负着历史使命，早晨刚一起来，就希望历史在今天改变。”七十年代更多地被冷战的阴霾所笼罩，FBI、英国军情六处等自由世界的情报组织和今天被我们命名为恐怖主义源头的德国红军派、日本赤军、意大利红色旅、巴解组织、黑色九月、黑豹等激进左翼组织对弈，让自由世界惶惶不可终日，今日再回望，难免会生出一种资本主义大厦将倾的错觉。
 

　　九十年代“冷战”终结，世界已无当年那些激进组织的容身之处。然而，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并未带来和平，在没有替代性方案的世界中，以中东危机为背景的恐怖主义以另一种面貌卷土重来，不再有革命的进步理想，从基地组织到ISIS，只剩下空洞的暴力和恐怖。研究影像的王炎老师投书澎湃，在这种时刻，邀请我们回访历史。如他所说：“影片像一个时代的寓言，意味深长地回望‘冷战’岁月，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讲述一个不合时宜的故事，折射出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叙述遮蔽下的残酷现实。”
 

　　在中国电影老观众的记忆中，法国影片《蛇》（Le Serpent）有特殊的位置。它不属于永恒经典，也未必能充当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次次重放或写入电影史。但如果你问1970年代前出生的铁杆影迷，会有人记得这部30多年前的老片，未必讲全情节，但在某80年代怀旧的饭局上，没准谁会冒出一句：你们还记得电影《蛇》吗？

　　《蛇》海报
 

　　一、“冷战”大片
 

　　1973年法国拉卜埃第公司出品的《蛇》，在法国电影史上并没留下很重的一笔，研究资料少，影评寥寥。它也曾改头换面打进美国电影市场，北美发行时，片名改成《从莫斯科飞来的夜间航班》（The Night Flight From Moscow）。其实，此片本来就是给美国观众量身定做的。法国导演亨利·维纳尔（Henri Verneuil）为影片装备了强大的好莱坞明星阵容，主演亨利·方达（Henry Fonda）、尤伯莱纳(Yul Brynner)、德克·博嘉德（Dirk Bogarde），清一色当红巨星。加上饰演过名片《老枪》的法国明星菲立普·努瓦雷（Philippe Noiret），此片堪称不折不扣的国际豪华阵容。台词用法、英、德、俄四国语言，故事空间跨越苏联、法、美、英、德、比利时等地缘大国，当年肯定算国际化大制作。可美国影评也反应冷淡，有关《蛇》的文字很少，似乎落入了记忆的黑洞，但对中国观众的意义非凡。
 

　　1980年代初，《蛇》引进大陆。当年很最有影响的《大众电影》，以封面剧照隆重推出。1982年1月号刊出胡思升的文章《“蛇”的启示——评法国影片“蛇”》，说片子对国人有个最大的启示：“西方间谍机关那些为普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现代化特务手段：从测谎器到模拟发声器，从五花八门的窃听器到室内闭路电视录像装置，是会增长见识并有所启示的。我们没必要因此而草木皆兵……” 等。那是“冷战”年代，在国人心目中，美国乃特务之乡。片中“五花八门”的间谍技术，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以至有“草木皆兵”之虞。这是部间谍悬疑片，还带点科教片的味道。不少桥段配上画外音，不厌其烦地讲解中央情报局如何使用测谎仪、混合录音仿声设备、金属材料分析仪、大型计算机、以及窃听和影像拼接等技术。对世界各国媒体的监听与书报翻译，更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
 

　　《蛇》公映前，曾作为“内参片”在外交部、公安部机关内部放映。封闭了多年之后，中国科技水平与西方差距很大，此片很有“科技含量”，从中可以学习军事科学、增长外交知识。今天回头去看，《蛇》在当年的中国，远非先进技术“博览”这一层面所能涵盖。从“文革”转入“新时期”这一历史拐点上，影片传递的信息已超出原意，是法国导演始料未及的。
 

　　《蛇》剧照
 

　　二、影片原意：地缘政治的博弈
 

　　《蛇》拍摄于“冷战”的冰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刚刚爆发、世界石油危机、中国试爆氢弹成功、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骤然加快全球扩张的步伐，插手并控制了阿富汗。法国导演亨利·维纳尔在寒彻刺骨的大背景下，拍摄这部间谍片，要传递怎样的信息？在“冷战”中，法国地位尴尬。作风强硬的总统戴高乐不满美英之间“兄弟私情”，更不肯任北约由英美主宰，法国不也是世界强权吗？他要求美英法三巨头齐肩共管欧洲事务，附带法属阿尔及利亚纳入北约防御。但别忘了，法国曾沦为纳粹臣仆，被美英解放。美国老大哥对戴高乐的桀骜不驯置若罔闻。结果法国1966年退出北约，搞独立防御，并单独与华约媾和。戴高乐的自主外交，与其国力式微很不相称，这让法国吃尽苦头。此片为美英法明争暗斗的生动写照：美国霸道却也仁慈，英国邪恶昭彰，被法国人称为“一筐臭气熏天的烂苹果”（《蛇》台词）。战败的西德受尽“凌辱”，默默沦为苏联与英国情报勾结的牺牲品；法国本想跃跃欲试，无奈国小力单，“没有本钱”（台词）再展宏图。
 

　　《蛇》的基调是自怜自艾，一方面丑化英国情报系统，将北约防御漏洞统统算在英国头上。另一方面对美国暗送秋波，乞怜谅解自己脱离北约的任性，甘愿伏低做小，承认其领导地位。影片结尾耐人寻味，英国双料间谍翻云覆雨，让法国情报局长贝尔东（Lucien Berthon）苦苦遭受陷害，险些丧命。CIA局长手眼通天，明察秋毫，帮法国人洗清污名，识破苏联反间计。在著名的“间谍桥”头——格林尼克大桥（Glienicke Bridge），贝尔东吊着绷带与中情局长押解苏联间谍，换回美国飞行员，挣回法国的“自由世界”资格。
 

　　三、蛇之诱惑
 

　　法国片的主人公本该是法国人贝尔东，但《蛇》中最出彩的却是苏驻法二等参赞弗拉索夫（Aleksey Vlassov）上校和中情局长艾伦·戴维斯（Allan Davies），由他俩推动着情节的跌宕起伏。开篇在巴黎奥利（Orly）机场，弗拉索夫上校应召回国，与夫人准备搭机前，抛下妻子跑进法国警局避难。这一幕乃经典“冷战”场面，再现了希思罗、肯尼迪、法兰克福、史基浦等西方国际机场不时发生的叛逃事件。华约外交官或公务人员投敌，已成间谍故事的基本配方。如今去巴黎我们只知道戴高乐机场，占地“广袤”，航站楼之间距离遥远。90年代初，北京首都机场还很小，只有一个航站楼。落地巴黎时，我觉得戴高乐机场简直不可理喻，分明是几个首都机场大小的不同机场，怎么算是一个？后来到奥利机场，其规模与老首都机场相当，狭小寒酸，以运营短程航班为主。而《蛇》的背景在70年代初，戴高乐机场还名不见经传，叫巴黎北机场，奥利才是国际航班起落的大机场。至1974年，北机场重建，变成今天的超现实巨无霸，世界首屈一指，命名戴高乐，奥利才渐渐退出外国游客的视野。
 

　　弗拉索夫叛逃，法国情报局意识到逮住一条大鱼，局长贝尔东亲自审讯，非搞出重大情报不可。他算盘打错了，苏联上校没打算与法国交易，借宝地出逃而已，他的目标是美国，要求送他去美驻法使馆后才开口。贝尔东用尽伎俩，无功而返，慨叹道：“法国没有本钱收买叛国者”。镜头切换，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大楼，弗拉索夫已顺利抵美，骗过测谎仪，赢得局长艾伦·戴维斯的信任，开口吐露绝密情报。他将克格勃渗透北约的间谍网和盘托出，瞠目结舌的美国人才明白，位居关键地位的西德将军、法国情报高官都是苏联间谍。北约内部大清洗开始了。西德军方高层一个接一个神秘自杀，法情报局长贝尔东被追杀，险些丧命。到片尾才真相大白，弗拉索夫其实假意叛逃，而真在执行克格勃任务：与英情报局M16高官飞利浦·博伊尔（Philip Boyle）合谋颠覆北约防御。CIA知道真相已晚，北约组织遭遇重创，追悔莫及。间谍一旦暴露就没有价值了，戴维斯只好用弗拉索夫交换一名普通被俘飞行员，“废物利用”。间谍桥上，“邪恶”的克格勃上校跨过大桥中线上的两大阵营边界，与相向而来的美国飞行员擦肩而过，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得意微笑。他是间谍战的胜利者。煽情的音乐响起，夕阳雾霭中，戴维斯与贝尔东相视无语，美法算彼此谅解了。
 

　　70年代，意、法、德盛产政治娱乐片，《蛇》也属这一流行类型。中国进口该片的官方说辞是：揭露、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没落与腐朽。而观众却拿它当西洋景，大开眼界的视觉盛宴。实际上，此片色调阴郁，是欧洲左翼影人讽喻西方世界内部偏执的“红色恐怖”（Red Menace），延续着好莱坞批判麦卡锡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的经典之作，当属1962年好莱坞影片《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麦卡锡被演绎成苏联渗透到美国政府的参议员，诬告政府内部隐藏数百名共产党员，情报机关也潜伏大量苏联间谍，之后的政治大清洗削弱了美国政体，社会陷入红色恐慌之中。该片被誉为百年经典。《蛇》取材欧洲的间谍丑闻，1960年代菲尔比、剑桥间谍帮案震惊世界。“二战”前，一帮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加盟英国情报局，私下却憧憬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心甘情愿效力斯大林，直到60年代身份败露。剑桥间谍帮为苏联提供了大量北约绝密情报，最终潜逃莫斯科，成为苏联英雄。
 

　　《蛇》的法式幽怨，一方面嫉恨老大哥偏袒英国堂弟，冷落自己，另一方面怨毒英国人不争气，“一筐烂苹果”坏了整个北约防御，这种情绪恐怕不能传递给80年代的中国观众。本片虽然面向国际市场，多语种、国际阵容，但当年中国观众的审美是第三世界叙事，《蛇》的路数很陌生，却反而更喜欢。所以片子未必走通了国际市场，不期然却在中国中了头彩。隔绝了几十年的国人，虽不尽解其意，但新奇、别致的叙事、从一欧洲城市穿越另一美国都邑的眼花缭乱，让人懵懂中发现还需了解这个世界，学习更新技术与电影手段。几乎《蛇》每演必看，当作教科书。今天大家争看美国大片，其实意味不同，看大片是图个乐子，满足娱乐需求。当年这部电影宛如一扇慢慢打开的窗户，求知的目光迫切地聚焦在大屏幕上。这超出原作之意，创作与接受之间出现“扭距”。
 

　　《蛇》剧照
 

　　四、颠倒的世界图景
 

　　“冷战”结束几十年后，世纪末的一代人再看此片，已恍如隔世。北京大学举办“冷战谍影”系列活动，放映《蛇》一片之后，我做了个讲座。年轻学子也说看不懂，当然与80年代的幽闭后遗症完全不同，世纪末的一代对好莱坞和欧洲电影了如指掌，西方文化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可惜“冷战”已经远去，地缘纷争的狼烟也尽散去，对“一个梦想，一个世界”的青年一代，两大阵营为何如此斗狠？“自由世界”也会内部倾轧？历史与当下在时间轴上断裂了。而80年代观众的陌生感，属空间的隔绝，现实空间与银幕上的世界遥不可及。《蛇》以实景拍摄《蛇》西方大城市，巴黎、西柏林、伦敦和华盛顿乃故事的“主场”，西方观众自然移情到银幕空间里。而莫斯科红场的画面，却出现在CIA大楼放映厅的银幕上，观众从一块银幕上观看另一块银幕，画中有画。中情局在放映苏联官方纪录片，赫鲁晓夫红场阅兵、勃列日涅夫主持克林姆林宫党代会，大段新闻纪录镜头呈现在银幕中的银幕上，两块银幕制造“距离”出感，苏联乃陌生敌国。西方观众意识到摄影镜头的存在，也就明白是苏联的宣传，红场游行、克林姆林宫会议均被宣传机构处理过，影像被操纵了。镜头语言创造的疏离感，与调度实拍巴黎、华盛顿、伦敦镜头的“临场感”，形成鲜明对照。这样，观众便站到中情局和盟国情报官一边，参与评估苏联上校叛逃的虚实。弗拉索夫的造型也耐人寻味，好莱坞巨星尤伯莱纳饰演的间谍，一张冷漠、呆板的扑克脸，没人能看透其内心，经典的苏联人脸谱：没有情感和自由思想，只剩下躯壳，冷酷残忍，没有信仰和人性，不可理喻，无法经验，苏联是不可理喻的“邪恶帝国”。
 

　　但当年的中国观众未必能轻易接受影片营造的疏离效果。“冷战”尚未结束，我们看外面的世界如隔岸观火，只有苏联反而亲切可感。毕竟曾为“老大哥”，多年受苏联文艺的熏陶，心目中的英雄是保尔·柯察金，耳边的情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西方世界才陌生遥远，心理上的阻隔今天看来难以置信。不料中苏交恶，老大哥变成“苏修帝国主义”、中国的“最大威胁”，面目狰狞可憎。美帝国主义从朝鲜战争起一直是最险恶的敌人，不共戴天，1972年却逐渐解冻温和起来。等到改革开放，整个西方形象变得暧昧了，官方说法仍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对象，实际生活中却是学习追赶的目标和发展的未来。整个80年代，法、意、美、英、日各国影片蜂拥而至，影院和电视荧屏上充斥西方影视。国人大开眼界，耳熟能详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电影，渐渐隐退，失却光环。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图景开始错位、颠倒，银幕上的人物和角色认同也逐渐调整，人性、家庭、个人深入人心，未来乌托邦投射到西土彼岸。偶尔看到电视上重播老译制片，如今回顾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老片，反而觉得陌生，更异国情调，比西方电影费解。
 

　　五、两个时代的间谍
 

　　间谍片是喜闻乐见的商业类型，在电影市场上经久不衰。与后“冷战”间谍片相比，《蛇》又颇有独到之处。主人公弗拉索夫这个角色，个人信息交代不多，没有生动的传记性铺垫，以戏剧性突转，改变观众的认同：从一个叛逃到自由世界的迷途知返者，到用心险恶的双料间谍。谜底一旦揭开，情节急转直下，观众从爱到恨一瞬之间，这是间谍片的基本套路。《蛇》有何与众不同呢？我们最熟悉的类型是"后冷战”间谍片，主人公身份往往游移不定，属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影片不渲染其政治理念，也不强调其归属的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比如美国片《谍影重重》（The Bourne Identity）（2002年），主人公杰克·波恩（Jack Bourne），从开始便失去身份和记忆，整个情节是寻回身份的历程。中情局为幕后的邪恶力量，不断阻挠波恩揭开真相，片子基调为反国家。在电影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潜在观众分布在世界各地，要期待世界观众都能移情，必须剥离人物的政治归属，凸显个人境遇的孤独。“他者”与主流、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疏离感，让观众从自己的经验去体认主人公的无家与落魄，间谍片实际是游荡者的传奇，国家身份、共同体认同与政治意识形态在惊心动魄中消解了。
 

　　而在“冷战”硝烟里制作的《蛇》，每个人物都有明确无误的政治身份，而非个体，他们代表国家主权与政治阵营。片中美、英、法、德四国情报局长，俨然是四大国的化身。方达饰演的中情局长艾伦·戴维斯，原型为历史上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953至1961年间任中情局长）。渗透到英国情报局M16的间谍飞利浦，原型是剑桥间谍帮的菲尔比（Kim Philby）。历史与虚构掺杂揉混，真伪难辨。最令人难忘的，是时代的气息和政治涵义如此丰厚，乃至今天重温，仍感铁幕的寒凛。与其说是间谍片，不如说是政治片，风格带有很强的现实感。2015年，斯比尔伯格拍了部《间谍桥》（Bridge of Spies），片中的苏联间谍明显带有弗拉索夫的印记。导演把CIA与克格勃之间的暗斗，讲成没有道德高下的职业对决，间谍各为其主，无善非恶。新一代观众理解人性的高低，不认同政治价值的优劣。
 

　　间谍片还有个特点，带观众环球旅游。经典者如《007》、《谍影重重》之类，画面从一个城市切到另一个城市，远景俯拍巴黎埃菲尔铁塔、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近景特写罗马古竞技场、伦敦大本钟等旅游标志。明信片般的风景，观众不出影院，已游历世界。《蛇》也不免俗，取景巴黎、华盛顿、慕尼黑、波恩、伦敦、莫斯科等大都市，画面从一个空间跳切另一空间，却不驻足旅游景点。镜头锁定象征权力的政府设施：爱丽舍宫、苏联驻巴黎使馆、中情局大楼、唐宁街10号、莫斯科红场之类。不沉迷于走马观花，而着意勾勒地缘格局与大国博弈的路线图。间谍片虽然是通俗娱乐类型，《蛇》却描绘现实政治的冷硬，再现“铁幕”两侧明争暗斗、权谋较力。间谍片之所以长盛不衰，生命力正源于惊悚悬疑与现实主义的融贯，两种貌似水火不容的风格，在间谍故事里相遇，携手共舞，生出别样的意趣。
 

　　《蛇》剧照
 

　　六、“冷战”时代的恐怖主义
 

　　一阵急雨落后，夕阳穿云透雾，从空濛的天际射下一道道光束，塞纳河滟潋的清波上，驳船穿行拱桥。瑰色云霞的天幕下，远远的埃菲尔铁塔渐入画境。我忙掏出手机抓拍，香榭丽谢大街上已霓虹初上，人形车影闪灭于霓虹流光之间，一点看不出刚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恐怖袭击。一晚的浩劫，夺去130多人的生命，300多人受伤，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城区五处爆炸，多处枪击，血洗了这座艳丽的城市。在新世纪刚刚拉开帷幕之际，9.11让世界步入恐怖主义时代，全球恐袭不断，各国政府都将恐怖主义列入首要日程。而在弗拉索夫叛逃的70年代，法、英、德、美情报部也掌握大量的恐怖活动情报，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多次劫机、日本赤军炸弹袭击以色列机场、“黑色九月”制造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德国红军派焚烧百货商场、袭击政府大楼和美军基地、意大利红色旅绑架杀害总理莫罗，当时的恐怖主义更触目惊心。但北约国情报部门只盯着华约间谍，恐怖主义一碟小菜，视同刑事犯罪，由警察和治安防范就够了。
 

　　1984年，乔治·乔纳斯（George Jonas）出版一本纪实文学《复仇：一个以色列反恐小组的真实故事》（Vengeance: The True Story of an Israeli Counter-Terrorist Team），曝光70年代以色列摩萨德刺杀“黑色九月”组织的策划者、为慕尼黑惨案复仇的故事。书中有段情节，最能烘托时代氛围。摩萨德特工阿夫纳（化名），与法国一地下恐怖情报掮客约会，双方彼此不摸底，却一见如故。两人从凯旋门散步到香榭丽谢大街，再转回凯旋门下，互诉衷肠，意犹未尽。路易斯代表法国地下组织Le Group，掌握欧洲和中东各恐怖组织的情报，但他坚守一个原则，不与政府打交道，野心勃勃将来颠覆一切形式的政府，实现无国界、无国家的乌托邦。阿夫纳咬紧牙关不露身份，让对方以为自己隶属德国红军派。当时的法国情报局，应该就是《蛇》中的“贝尔东”时期。他们眼里只有国家背景的情报渗透，Le Group或红军派这等无政府组织，眼角也不夹一下。
 

　　到21世纪恐怖主义做大，威胁世界的力量不再以国家为依托，世界的敌人以前所未有的形态，无论组织方式、渗透渠道、指挥途径、袭击目标或作案手段上，让各国政府猝不及防，缺乏有效手段应对。2005年，斯比尔伯格把乔纳斯的小说搬上银幕，取名《慕尼黑》（Munich），又是一部应景之作。20世纪的花边轶事，被他讲成反恐时代的主流叙事。小说原作者乔纳斯对电影的评价是：“斯比尔伯格以21世纪的答案解答20世纪的问题。” “冷战”时代，恐怖主义尚且隐身“壁橱”里，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虽然幕后主使慕尼黑事件，但事后否认与“黑色九月”有任何瓜葛。摩萨德秘密派遣暗杀队，曝光后仍矢口否认故事的真实性，恐怖与反恐两厢都见不得人。乔纳斯80年代出书，斯比尔伯格2005年拍片，时隔20年，虽是同一个故事，世界观已发生深刻变化。恐怖与反恐都已“出柜”，恐怖组织通过半岛电视台播放砍头杀害人质，美反恐特种兵与CNN一道制作追杀“真人秀”。即使电影《慕尼黑》忠实原著的情节，其精神也已背道而驰。 乔纳斯表现反恐部队的牺牲精神，而斯比尔伯格表达反恐时代的伦理困境。两大意识形态对垒的世界格局灰飞烟灭之后，价值随之暧昧与相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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