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我不希望说得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少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供图

 

       崔健本人出现的时候，和他的名字一样，有着符号一般的形象。最标志性的是头上那顶一颗红星在中央的白色棒球帽。一身黑衣，一双普通的运动跑鞋，不发言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双臂交叉在胸前，沉静地坐在位子上，小动作甚少，给人一种“稳定感”。

　　崔健就以这样的形象，作为“2017年中法文化之春”的形象大使，坐在了法国驻华使馆的舞台上。主持人这样介绍他——曾以一曲《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是中国当代艺术最著名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从台下看，强烈的灯光之下，帽檐的阴影盖住了这位摇滚巨星的眼睛。他曾对媒体坦白，最初戴帽子是因为“想控制自己的曝光”，“最起码你可以低着头，别人完全就看不出你是谁”。

　　直到和他近距离坐下来访谈，才让人看清他的眼睛。单眼皮，眼神沉静，没有人们印象中的凌厉和距离感，他甚至直言“我在媒体面前，多少都有点紧张”。56岁的崔健，近距离看，皮肤状态有与年龄不符的光滑细腻感——这点也曾被主持人乐嘉在访谈中拎出来“八卦”了一下“保养技巧”，得到的答案是，崔健说自己“30年间的作息一直是凌晨4点睡，下午2点起”。

　　1989年初，崔健受邀率乐队赴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国际摇滚音乐节，这是崔健第一次出国演出。当时穿着黑色机车皮夹克，额前还留着刘海儿的崔健受到了时任法国总理希拉克的接见。

　　“我还记得，我们都专门买了新衣服、新箱子，生怕别人会觉得我们是来自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个完全穷困潦倒的地方。”崔健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第一次出国演出时的心境。那是一种，想向外国人证明“自己和他们是平等的”的心理，但后来崔健自己发现，“那有点幼稚”。还有一点让崔健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可笑”的是，第一次出国“过了安检，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心中竟有一种释怀感”。

　　第一次在国外演出，崔健体会到一种在国内演出没有的感受——“我们拿着别人的乐器，唱着中文歌，你突然发现，我们代表的是中国人”。而在国内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自己代表谁，有时候还觉得自己代表的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年轻人，在国外后，你突然发现你代表中国人了”。

　　28年后，已被当作中国当代音乐、中国摇滚乐标杆人物的崔健，再被问起中西音乐的比较时，他也无心粉饰——语气并不激烈，但结论直截了当——“中国的音乐还没有达到那种有情感、有技术、还有理想——三位一体的表达的独立性。”这种对话风格贯穿采访始终，那是一种无需“爬坡”的感觉，不需要引导和过渡，他会以最自然的方式，给出坦率的回答。

　　在他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音乐作品，有代表这片土壤和文化的充沛情感，但没有足够的技术，只能把一些情感的音色和情感结构，非常简单地表达出来，“这种东西对西方来说，是不能够满足他们的听觉的”。“许多音乐作品没有真正建立在地道的音乐文化上，它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时尚，为了视觉化。”

　　崔健言语里多少有些羡慕，“法国的音乐工业太扎实了。可以说，它什么都有。有时尚的、视觉化的，但它纯音乐的东西太厉害了，它是一个古典音乐技术非常扎实的国度。”

　　“再说理想这个东西，这就是你的人格在你的艺术品中的体现”，在崔健看来，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东西。”

　　“我认为，现在也是到这个时候了——艺术家应该站出来。你越多地表达，你给别人创造的空间就越多。”

　　说崔健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不为过，但他的这些想法，还能不能影响今天的青年，崔健自己认为这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他只希望自己“可以不断地去学习，去找到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偏向那些市场认定的有价值的东西”，至于“影响不影响，那是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近些年，崔健上了几档电视综艺节目。上电视是不是一种扩大影响的方式？崔健说，从最初上电视的“失控”感，到现在他已经发现“上电视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有更多的话语权，给我一些压力，让我必须组织好公共演讲的语汇，增长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能力。这些东西对我是一个锻炼。”但是，电视曝光的节奏还是要把握的，“我不希望自己说得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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