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陶渊明

 

　　为此，本期推出了三位学者的短论。“伟大的诗人从来就不是只属于一个国家，他的光芒必然辐射到世界各地。”卞东波教授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文化与学术命题，而且以简洁凝练的笔墨展示了陶渊明“走出去”所结出的累累硕果，真是令人愉悦和自豪。李剑锋教授深入揭示陶渊明其人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被接受、被经典化的过程，即从不入主流到第一流的复杂历史过程，这种文学现象值得人们反思。钟书林教授则重点彰显陶渊明其人其诗令人永远涵泳不尽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古往今来嗜陶者对其人其诗的不同解读，指出读陶过程中的“多棱镜”与“哈哈镜”现象，即历代高人雅士都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不同的镜像，实际是自我镜像的折射。这三位学者对有关陶渊明的文献都是非常谙熟的，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学术业绩，因此，其理论思考乃是在长期读陶研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切实体悟，对其文章精义我们应当给予特别关注。（范子烨）

 

　　20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对陶渊明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出版了多部陶诗的翻译著作和研究专著。我们说陶渊明是西方汉学界最关注的中国古典诗人，这绝非夸张、溢美之词。

 

　　“走出去”的陶渊明

 

　　元代钱选《归去来辞图卷》资料图片

 

　　西方研究陶渊明最早的形式是翻译陶诗。较早翻译陶诗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其所著的《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AHundredandSeventyChinesePoems，1918），收入了其翻译的12首陶诗。美国较早的陶诗译本是张葆瑚（LilyPao-HuChang）和MarjorieSinclair所译的《陶潜的诗》（PoemsofT'aoCh'ien，1953），此书以《四部丛刊》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为底本，翻译了所有的陶诗，这可能是最早的陶诗全译本。而阿格（WilliamAcker）的译本《陶征士：陶潜的60首诗》（T'aotheHermit：SixtyPoemsbyTaoCh'ien［365—427］，1952）最具有诗味，可能因为阿格是诗人，所以其所译的陶诗在形式上采用了现代诗的形式。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海陶玮（J.R.Hightower）教授所译的《陶潜的诗》（ThePoetryofTaoCh'ien，1970）是西方陶诗译本中较有影响的一部，此书前有海陶玮所撰的《导言》，向西方读者介绍了陶渊明诗的特色以及陶集的版本。该译本除了译诗之外，还有不少注释，对诗中的典故和背景加以解释，对西方读者理解陶诗有较大的帮助。戴维斯（A.R.Davis）的译本《陶渊明：他的诗歌及其意义》（TaoYuan-ming，HisWorksandTheirMeaning，1983）是西方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学术性的一个译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出版了数部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专著，使得陶渊明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最多的诗人。邝龑子（CharlesYim-tzeKwong）的《陶渊明与中国诗学传统：文化身份之追寻》（TaoQianandtheChinesePoeticTradition：TheQuestforCulturalIdentity，1994），主要从魏晋的时代氛围与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两个维度，研究了陶渊明与魏晋玄学以及陶诗与六朝文学传统，特别是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所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YuanmingandManuscriptCulture：TheRecordsofaDustyTable，2005）从手抄本文化的视角，揭示了陶集文本如何因后世读者的趣味和需要而被重构与改造的情况。罗格斯大学东亚系田菱（WendySwartz）教授的《阅读陶渊明：陶渊明接受史之范式转变（427—1900）》（ReadingTaoYuanming：ShiftingParadigmsofHistoricalReception［427—1900］，2008）是西方第一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专著。本书不但探索了陶渊明在历代如何被阅读，而且努力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特别是对关注比较少的明清时代的陶渊明接受史做了探究。美国汉学界最新一部陶渊明研究专著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的罗秉恕（RobertAshmore）教授所著《阅读之转输：陶渊明世界中的文本与理解》（TheTransportofReading：TextandUnderstandingintheWorldofTaoQian［365—427］，2010）。本书认为陶渊明是六朝最有“读者性”的诗人，故从六朝的阅读传统，来探讨陶渊明的阅读与其思想以及诗歌的关系。除了这些专著外，西方汉学界还有大量研究陶渊明的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如耶鲁大学东亚系林葆玲（PaulineLin）教授的博士论文《独立的空间与新的自我》（ASeparateSpace，ANewSelf，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论文，1999）。她在《哈佛亚洲学报》2009年第1期发表的《重审应璩与陶潜之间的诗学联系》（RediscoveringYingQuandHisPoeticRelationshiptoTaoQian，见笔者中译本，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一文，进一步证实了钟嵘《诗品》关于陶渊明诗风出自应璩的论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的倪肃珊（SusanE.Nelson）教授则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切入陶渊明的文学世界，如其所撰《觉今是而昨非：绘画中表现的陶渊明的归隐》（WhatIDoTodayIsRight：PicturingTaoYuanming'sReturn，JournalofSong-YuanStudies28，1998）、《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庐山与隐逸的图景》（CatchingSightofSouthMountain：TaoYuanming，MountLu，andtheIconographiesofEscape，ArchivesofAsianArt52，2000—2001）、《重访东篱：陶潜之菊》（RevisitingtheEasternFence：TaoQian'sChrysanthemums，TheArtBulletin，Vol.83，No.3，2001）、《虎溪之桥：陶渊明与中国艺术中的儒释道》（TheBridgeatTigerBrook：TaoQianandtheThreeTeachingsinChineseArt，MonumentaSerica50，2002）等论文。她的研究拓宽了陶渊明研究的空间，将陶渊明研究引向了文学与艺术交融的领域。

 

　　近年来，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计划。从西方汉学界近百年的陶渊明研究来看，陶渊明不但早已“走出去”，而且成了西方汉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学术要在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领域发出更多的声音，必须加强与海外汉学界的对话，充分借鉴海外汉学界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作者：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转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