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在“五四”时期没有发表过文学革命之类的宣言,但她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实践中悟出一些文学真谛,于是,将其记录下来,表述出去。这在新文学理论尚属草创之初,同样有着价值。
自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1917)发表之后,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新文学的议论便不再断过,胡适自己则有一系列的文论,并曾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来概括他的文学主张。胡适的观念在“五四”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冰心肯定是了解的,但到了自己来讲什么是文学时,她却用了这样八个字:发挥个性,表现自己。
具体而言,“‘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而“‘真’的文学,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此时此地只有‘我’——或者连‘我’都没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宇宙啊,万物啊,除了在那一刹那顷融在我脑中的印象以外,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屏绝弃置,付与云烟。只听凭着此时此地的思潮,自由奔放,从脑中流到指上,从指上落到笔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的画在纸上。这时节,纵然所写的是童话,是疯言,是无理由,是不思索,然而其中已经充满了‘真’。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文艺丛谈》《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4号)
冰心认为,“文学家的生活,无妨稍偏于静,不必常常征逐于热闹场中,纷扰他的脑筋”,也就是保持文学家的清醒与独立,同时,也便于对社会采取“客观的态度”。(《文学家的造就》《燕大季刊》1920年第1卷第4期)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冰心还将作家的人格、道德与文章联系在一起,“蓄道德的作者,他的文章也是蓄道德的”,“作者不蓄道德,他虽然能文章,他的文章也只是济恶的、助虐的。”所以,她主张,“作家最要的是人格修养。”这些文学的主张,虽不能说系统,也未进入理论阐述的层面,但相对于胡适的文学主张,还是更接近文学的本体了。冰心发声时还是一个大学生,她的主张未引起多少人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挥个性,表现自己”才在文学理论中被重新提起,不过,那似乎是一些新潮文学理论家的专利,并无冰心的份额。
在新文化运动中,冰心的角色是文学创造者,从“问题小说”始,继而现代美文(散文),小诗与儿童文学等。冰心的创造,丰富了“五四”新文学,她的作品不仅开创了不同题材创作的先例,而且创造了一种属于她自己的文体——冰心体。
对于什么是“冰心体”,论者见仁见智,冰心自己则认为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冰心体”的语言,她用了10个字概括:“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至于白话如何文言化,中文怎样西文化,没有详说,仅是一个题目,而这题目,却是悬到了今天,没有一部专著,纵有几篇论文,也是语焉不详。
我在国内外一些大学讲座时,多次提到过这个题目,希望有人来做。研究这个课题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应该要有深厚的古文根底,而西文,不说几种,起码要有流利的英文吧,能读懂《圣经》,再就是中国文学的才情与知识,才有可能研究冰心如何“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从而形成“冰心体”的。窃以为,这是她留给学人的一个未解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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