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个史学博士聊天，说起陈寅恪先生有幽默气质，他不解地问：“陈寅恪也幽默吗？”
他问的有道理。的确，在介绍和研究陈先生的出版物中，先生给人的印象多是狷介刚毅、郁愤悲凉，“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这副自挽及预挽病重夫人的对联，仿佛成了最能代表先生性格的文字。在陈先生的照片上，也难以见到先生的笑容。至于幽默，似乎更无从谈起。有位学者甚至说，读陈先生的诗，得到的就是俩字：啼血。这些印象，当然是有根据的，但这却不是完整的陈先生。
陈先生也有幽默诙谐的一面，而且，他的幽默是发自骨子里的。这是一种有大智慧的人、思想和学识都不寻常的人，才会具有的幽默。可以说，幽默诙谐是陈先生性情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还是用陈先生自己的文字来展现他的幽默气质吧。
对联戏笔
陈寅恪先生一生钟情对联，作品颇多。许多对联相当让人忍俊不禁。
1920年代，陈先生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某日，同学多人在陈先生家聚会，先生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同学们闻后哄堂大笑。为啥大笑呢？原来，此对联内涵极有趣，上联指国学院的学生因导师梁启超的授课，而自然成了梁氏之师——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再传弟子；下联是说，导师王国维当过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么受教于王国维，也就成了宣统皇帝的同学了。作为清华国学院的一名学生，经陈先生的对联这么一说，顿然成了大清皇帝的同学、康圣人的再传弟子，焉能不哄堂大笑？
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编的《科学与玄学》一书，记录了丁文江与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学案，罗送给了陈先生一本，先生翻了翻后说出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为“儒将风流”。这是在讥讽科玄论战和中西文化论战的毛病，虽然用语略显尖刻，却不乏幽默诙谐，想必闻者会在微笑中三思的。罗家伦曾兼职北伐军少将，又娶了个漂亮妻子，故有此横批。
1932年，清华大学招生，请陈先生出考题。先生拟了一道试题——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让学生对下联。先生意中最佳的下联是“胡适之”，对此他解释说:“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胡对孙，猢狲也；行者对适之，走路也。猢狲行路，端的可笑。本来，考题总是要板着面孔的，但此题却让胡适之与孙行者捉对成双，在保持学问严谨性的前提下，开了大名人胡适一个玩笑，真是一道极为幽默的试题。连陈先生自己也说，出此题是“一时故作狡猾耳”。狡猾者，耍一点聪明，幽默一下也。
陈先生还为这次清华招生拟了一道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中解释何以出此题时说：“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象。……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一笑！”昆曲名剧《牡丹亭》有一折为“游园惊梦”，写的是杜丽娘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在后花园相会，旋被其母的唤声所惊醒。陈先生将清华园比作后花园，将考生未被录取比作游园惊梦，真是精妙的比喻、奇巧的幽默，难怪陈先生自己也为之一笑了。
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军空袭，处处挖防空洞，陈先生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上联由《易经》“见几而作”而来，下联是一句常用的成语。“入土为安”，本是埋人时的一句苦涩的吉祥话，陈先生用在这里，把活人进防空洞戏比为死者安然入穴，真是奇思妙喻，风趣幽默，透出了从容豁达、藐视日寇的心态。
陈先生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中有这样一段话：“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是与清代学者俞樾的后人俞平伯先生说的话。不夷不惠之间，非驴非马之国，大体是一副对子。前句说，自己处世，既非激烈的伯夷，也非温和的柳下惠，属中庸之态；后句是形容国家状态，大意谓国家既非全封建（半封建），又非全殖民地（半殖民地），既有共和之名，又无共和之实，实属非驴非马。这“非驴非马”一语，既含憎恶，也有痛心，又不乏诙谐调侃的味道。
诗作戏笔
陈寅恪先生爱写诗，诗风典雅醇厚、深邃阔大，为世人所推重。诗中的情绪，“啼血”意味颇多，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然观陈氏一生，幽默诙谐的诗作也是相当不少的，这类诗作多是用诙谐的打油体。
陈诗的许多标题和小序，都写有“戏作”“戏题”“戏撰”等字样，一册《陈寅恪诗集》，写有这类字样的诗就多达十四五首，如《报载某会中有梅兰芳之名戏题一绝》《闻甲辰除夕广州花市有卖牡丹者戏作一绝》《阅报戏作二绝》等等。所谓“戏”者，打趣、开玩笑也，亦即幽默诙谐也。
清华有位蔡姓同学，曾就婚恋如何取悦对方以达目的，制成了一个表格曰“爱情衡”，刊于《留美学生季报》，陈先生戏题一诗加以调侃，题为《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八年夏季第二号读竟戏题一绝》，云：“文豪新制爱情衡，公式方程大发明。始悟同乡女医生，挺生不救救苍生。”后两句，是说自己的一位同乡女士追求一个叫卫挺生的留美学生未遂的事。陈先生觉得这种公式化的“爱情衡”有点滑稽，恐怕也没效果，便作了这首诙谐的打油诗开了一下玩笑。
一次，陈先生阅读报纸后，觉得文中人物行为很可笑，便作《阅报戏作二绝》以微讽之。其一云：“石头记中刘姥姥，水浒传里王婆婆。他日为君作佳传，未知真与谁同科。”所阅报纸登的是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刘姥姥”“王婆婆”之名，却可想见有关人物的鄙琐行状，并可从中品出幽默诙谐的味道。
人们表达政治观点，多正襟危坐，陈先生则常以幽默的打油诗来表达。1913年，袁世凯欲做终身大总统，身在法国的陈先生写了一首讽刺诗，小序云：“法京旧有选花魁之俗，余来巴黎适逢其事，偶览国内报纸，忽睹大总统为终身职之议，戏作一绝。”诗云：“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鴃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巴黎的花魁是选出来的，不是家天下钦定的，而袁世凯却想搞终身制、家天下，这个老袁虽顾盼自雄，却实在不如巴黎的花魁。
陈先生做学问，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对趋时的浅薄学人颇为鄙视，并作诗讥嘲之。如《文章》一诗云：“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一作白头学究）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白头宫女，比喻那些浅薄学人；眉样，形容他们的“趋时学问”。这首诗所谈的话题，其实很严肃，但陈先生却出之以幽默笔调，让人于严肃中会心一笑。
论学戏笔
学问是高深庄严的东西，陈寅恪先生却常用幽默的语言谈论它，但又绝不会损伤学问的高雅性。
陈先生不赞成马建忠所著《马氏文通》仿照印欧语系来建立中国文法的做法，批评说：“《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文通》之“通”，意为贯通、通解，陈先生则借此“通”字，指明其写法不通、论说不妥——名为“文通”，实则不通也。表面是诙谐打趣的语言，内里却是严肃的学术意见。
对于自己的学问，陈先生更是说过不少自我调侃的话，都是很幽默的。比如，他说自己所治的史学是“不古不今之学”。先生主要治魏晋至隋唐一段历史，属中古时期，故先生以“不古不今”戏称之。成语本有“不今不古”一词，谓不大正常的事物；陈先生所说的“不古不今”，也微含不大正规、不伦不类的意思。这种说法，自谦加自嘲，颇为诙谐幽默。
《论再生缘》是陈先生的杰作，但对此他说了不少谦辞，说得既幽默，又略带悲凉。他说自己写此书是“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又自评曰“颓龄戏笔，疏误可笑”。在《校补记后序》中，他还写下这样的句子：“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后句采自俗语“王母娘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此语可笑而不雅训，但经陈先生化用之后，便显得既幽默又不鄙俗了。
苦涩幽默
陈寅恪先生一生多坎坷，特别是中晚年，遭逢战乱，目盲足膑，苦况难以言状。但陈先生性情中的幽默感却一直延续着，形成一种困境中的陈氏特色的“苦涩幽默”，直至严酷环境将这种“苦涩幽默”彻底消灭。
1947年，国是日非，内战乌云翻滚。几近目盲的陈先生心境悲凉郁愤，遂将书斋命名为“不见为静之室”。这“不见为静”，既是对混乱时局的一声抗议，也是排遣失明痛苦的一丝幽默。
建国后批判“厚古薄今”，“拔白旗”，陈先生的学问被冷落，不能再授课，只从事著述，而著述也只剩下“颂红妆”。他在写给老友吴宓的一首诗里叹道：“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加白眼”，为晋人之典，既是对严峻境遇的描摹，也有调侃所受冷遇和批判的意味。“颂红妆”，是戏称自己对明清之际女性人物的研究著述。“颂红妆”的代表作，是《柳如是别传》。这两句诗，流露出陈先生当时的心境——沉郁与无奈，然又杂糅着一点“苦涩幽默”。你加白眼，我颂红妆，冷遇之下研究女人也，多少有一点诙谐之意。据说吴宓看到这两句诗时笑了，谓“加白眼”三字真是传神。
《柳如是别传》完成后，陈先生写过两版《稿竟说偈》，以佛家偈语体，叙说了著述心迹，其“苦涩幽默”的味道流溢于字里行间。文中有如此词句：“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又云：“奇女气销，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捨。无事转忙，然脂暝写。……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笔者按，不生角之牛与生角之马，喻反常事物）。”文中庄谐杂出，笑泪并作，化用《牡丹亭》典故，将古典今典融为一体，既有对师道不存的不满，对弃离教席的无奈，也有看似自谦实则自尊的风趣，一缕“苦涩幽默”隐现在字句之间。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仿佛能看到陈先生完稿时的快意诙谐和面对诸多难堪的苦笑神色。
幽默的消泯
总起来看，陈寅恪先生的幽默的特点，可以用“精妙典雅、意趣横生”八个字来概括。这种幽默感，没有渊博的学识、洞察世事的眼力、从容达观的情怀，是不会有的。
人的幽默感，总会与人的境遇相连。陈先生的幽默感，是随着国家状况和个人境遇的变化而显而隐，而增而减，而消失的。境遇好时，心境好时，幽默诙谐的戏言戏笔就多些，艰辛坎坷时，虽也会有幽默感，但少多了，到了晚景悲惨之际，陈先生的幽默感便逐渐消泯，最后只剩下了悲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