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躁” 追求“静”——豫剧《灞陵桥》观后

　　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创作演出的豫剧《灞陵桥》，是一出当代人站在当今的高度，根据观众的审美趣味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豫剧《灞陵桥》演出剧照。光明图片

　　这出戏写的是曹操和关羽在许昌的一段纠葛。在以往的艺术作品中，曹操是奸雄形象，关羽是“义”的化身。“义”常常与“仁”并用，“仁义”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义”来自人的羞耻之心，是人的行为规范，只要是正当的，便不顾生死坚决去践行，只要是不正当的，虽百利于己亦不为也。人们后来把“义”的内容说得更具体，如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奋不顾身、为救助他人而牺牲自己、讲诚信重承诺等。在当今时代，弘扬这种“义”的精神十分重要。

　　与关羽有割不断关系的曹操，在以往的艺术领域和民间是作为白脸奸臣形象出现的。但是，曹操在历史上却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的廉政、勤政、爱才为人称道。依据历史的评判，应该擦去曹丞相脸上的白粉，还原他历史的本来面目，让他身上至今仍有亮度的优秀品质烛照世人。《灞陵桥》中，曹操和关羽都是大英雄，他们在特殊情况下相会许都，曹操出于爱才、揽才的目的坚决要留住关羽，但他出于对关羽仁义之德的钦佩又不能强留，不能不放行，这在他内心深处是一种撕来扯去的心理折磨。关羽对刘备的忠诚和许诺，使他必须离开许都回到刘备身边，但曹操对他的情义、尊重又使他不能不感激与留恋，走留问题对关羽同样是撕来扯去的折磨。二人的心理都是复杂的，表现起来难度很大。对于这一难题，编导演的处理颇见功力。两个人物的心理复杂性得到了充分而又恰到好处的揭示，他们的心理转变表现得合理、细腻、有层次，让观众感到真实可信，具有可体验性。两个人物也因此获得了丰富性和生动性，同时又使这两个人物具有了与传统戏中不同的特质，曹操是一个雄才大略、为国揽才的有情有义的贤相形象，关羽是一个血肉丰满、具有常人情感的艺术形象。

　　戏剧流程的自然从容有静气，是《灞陵桥》艺术上的又一成功之处。戏曲演出的流程必须是动与静的统一。过分的动会使观众感到“躁”，缺乏“味道”；过分的静，观众又会感到拖、平，无力度。当今河南戏曲舞台常见的缺陷是躁动有余，静气不足，表现为动作的堆砌和不适当地夸大，唱腔音量的过分拉高拉长，还有整个表现的匆忙，角色似乎是急匆匆完成任务赶紧下场一样。而《灞陵桥》避免了这些毛病。每个演员都进入了人物，适度地把握唱腔和动作，使之符合人物性格和心理。在与观众的交流中自然而然，从容有致。这就避免了“躁”，实现了“静”，剧中的一些停顿更直观地显示了静气，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作用。例如全剧结束时，关羽已经下场，曹操和手下的将官们静静远望。这个停顿延伸了舞台空间，让人看到了台上的人物，也看到了远去的关羽，更让观众回味了全剧所展示的情感纠葛，更有感染力。正因为表演的从容和艺术的停顿，让这出表现征战杀伐的剧目，显示了可贵的“静气”。

　　这个戏对于豫剧发展而言是很重要的。豫剧是地方大戏，三国戏曾经是传统豫剧一个重要的部分。自从旦角主宰豫剧舞台之后，三国戏逐渐丢失。三国戏都是文武兼备、行当齐全的征战戏。这些剧目的丢失不是一个小问题。凡是地方大戏，总是以演出征战、袍带戏为主的。如果没有了这些场面恢宏、行当齐全的剧目，只能演些小生小旦小丑为主角的戏，那么这个地方大戏的剧种性质就要受到质疑。豫剧能不能演出征战大戏关系到豫剧能不能保持地方大戏的剧种性质问题。再说，丢失了一个类型的剧目，就要丢失相关的行当和相关的表演手段。原来不管祥符调、豫东调，还是豫西调、沙河调，都有大量的征战戏、三国戏，都有擅长扮演关羽的著名演员。现在，这类剧目丢了，相关行当丢失了，很少有人能胜任关羽这个形象。这说明作为地方大戏的豫剧的剧种性质在变异，剧种表现力在消减，这是整个豫剧剧种保护和传承方面应该关注的大问题。不仅要整理一些传统的经典征战剧目，还要不断地创作一些反映征战、反映社会问题、行当齐全的新编古代戏，它对剧种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出戏的演出，表现了该剧创作团体的剧种意识和文化自觉，对促进豫剧剧种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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