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眼中的屈原及楚辞

　　编者按

　　本期的三篇文章分别于“古今”和“中外”两个维度，展现“文学遗产”的价值。《美国当代诗坛的中国色调》与《日本学者眼中的屈原及楚辞》两篇文章，表明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对日本和西方亦有强大的魅力，我们大可不必厚“彼”而薄“此”。《现代文学 老庄记忆》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在现代文学血管中的流淌，我们的祖先依然“活”在我们的文学与文化之中。（赵辉）

　　楚辞文献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日本学者藤野岩友曾著文说明楚辞已经对七世纪成书的《怀风藻》和《日本书记》等产生了影响。《大日本古文书》卷一《写书杂用帖》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从卷数上看，此处所谓《离骚》，当即《楚辞》。“天平二年”为公元730年，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录《楚辞》之始。但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当从江户时代才开始。石川三佐男教授曾统计江户时期与楚辞相关的汉籍“重刊本”及“和刻本”达七十多种。“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从整个汉籍在域外的传播来看，和刻本是其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楚辞》的和刻本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等。

　　江户时期楚辞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这同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楚辞》在江户时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藤原惺窝另取《注解楚辞全集》为书名，于庆安四年（1651）京都村上平乐寺刊行，这是日本最早的《楚辞》训点本。

　　江户时期日本的学术研究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典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用汉字书写研究成果，同时以模仿中国文化为能事，如作汉诗、汉文，习书法等。对文学作品的品评也是严格遵从中国的价值标准。这个时期的日本学者根本就没有把中国文化当作外来文化对待，他们不自觉地尝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试图从学习和模仿的层次进入参与和创造的层次。

　　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传入日本，日本学者认识到东西方的巨大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的距离，同时日本学者的民族感也开始抬头，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中国文化带有一种批判性的立场。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成绩可褒奖者并不多，研究成果主要以文学史的形式体现出来，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儿岛献吉郎的《中国大文学史——古代篇》以及《中国文学史纲》、狩野直喜的《中国文学史》。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楚辞研究者，是西村时彦。西村时彦一生所收藏的《楚辞》典籍大约有一百多种，其中有明代刊本十六种，清代刻印本四十六种，民国时代的刻本、影本、印本十八种，中国的抄本二十七种，日本的刻印本十二种，日本的抄本十一种，同时还有朝鲜刻本十六种，其读书室号称“百骚书屋”，的确名副其实。西村时彦曾作《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与《楚辞集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村时彦所作的《屈原赋说》，他对楚辞研究的细致入微，在同时代的日本汉学家中，堪称独步一时。可以说，西村时彦的《屈原赋说》二卷标志着日本楚辞研究进入真正研究的时期，在保持注重纂集注释资料的同时，以《楚辞》专著和文学史著作这两种形式，进入到对楚辞做出具体考证和理论论述的阶段。同时日本学者仍然关注着中国楚辞研究的进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日本的楚辞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日本的楚辞学者不再认为自己是“当代之屈原”，而认为楚辞是与自己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却又独立的文化客体，并提出了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在处理和分析资料的时候重视归纳法。他们不满足于沿着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前进，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有日本学者自我特色的研究之路。

　　竹治贞夫所做的屈原传记非常具有特色，他以屈原的家族史为切入口，将屈原的人生分为六个时期：修学时期、宫廷时期、失意时期、汉北配流、江南流谪、忧愤的晚年，并且将屈原的作品按照自己的判断归入各个时期当中，如将《天问》《橘颂》归入修学时期，《九歌》归入宫廷时期，《离骚》归入失意退隐时期，《抽思》归入汉北配流时期，《哀郢》《涉江》归入江南流谪时期，《怀沙》《招魂》归入忧愤的晚年时期。虽然我们目前对于屈原的作品分期问题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其将作品和个人的生平有机结合的写法，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

　　藤野岩友从民俗学以及文学史的角度来对楚辞进行研究、考察，写下了《巫系文学论》一书。藤野岩友认为，文学起源于祭祀，祭祀需要巫，以进行人和神之间的语言交流。同时巫还要占卜，和上述活动相关的文辞经过变形，成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文章。《楚辞》的《离骚》《天问》《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其次，巫有舞歌。《九歌》便是这个系统。再其次，巫进行招魂。《招魂》《大招》属于此类。

　　石川三佐男教授在利用古典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大量考古资料，将已有书面文献与地下考古发现的文献加以对照，同时他还利用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以及图像学等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得他的楚辞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境界。石川教授认为，在楚辞研究史上，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先验地将《楚辞》与儒家典籍视为同类，从政治的伦理化和理想的现实化上来对其加以阐述，而忘记了它作为中国古代南方诗歌的这一事实。其次，《楚辞》是两千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古老文献，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来解释，才能够更加接近楚辞的原始真实面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石川教授认为，从时间上来看，当以夏、商、周时代的材料为佳，以及后续的战国及前汉时期的材料，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升仙图、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和近年在河南发现的楚城遗址等。从空间上来看，当以运用和楚辞在同一地域上孕育而生的、和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以及和楚辞时代相当接近的三苗歌谣为佳。

　　石川三佐男教授的楚辞研究成果，主要是最近30年取得的。由于他与中国的楚辞学者密切的交往，其研究也整体性地融入到了中国楚辞学研究的体系之中，对促进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都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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