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近日，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播出引发舆论热议。由于第一次从司马懿的视角来描写三国历史，并把司马懿塑造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战略大师，所以该剧带给观众一种新奇感，意外取得很高的收视率。
 

　　这部剧表面看虽然没有像网络小说那样轻佻，里面没有穿越，也没改变历史走向，还采取了看似严肃的叙事方式，但是对于司马懿这个人物的描写与塑造却颠覆了1000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认知，进而让人对我们长期坚持的评判该历史人物的价值谱系产生怀疑，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另一种戏说和虚化。
 

　　历史剧属于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我们可以对历史剧放宽标准，可既然假历史之名，就应当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历史剧当然允许对史书中缺乏记载的具体史实进行想象与创造，但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从大的思路上必须符合历史真实。
 

　　《三国演义》之所以成功，就因为它是“七分史实，三分想象”，用三分想象的具体情节填补了史实的不足。历史上并没有“桃园三结义”，也没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但关羽、张飞当时号称“万人敌”，一生忠于刘备，生死不渝是事实；关羽被曹操所俘，受到厚待，在官渡之战前哨战中斩杀颜良，为曹操立下大功之后脱曹投刘是事实；诸葛亮六出祁山，皆无功而返也是事实。基于这些事实，形成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认知和价值评判。小说家正是在人们的固有认知和价值判断基础上，去发挥想象，补充和丰富细节，这才有了《三国演义》的成功。
 

　　然而，在《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抛弃人们既有认知基础和价值判断的“创造”，这种“创造”的本质其实是胡编乱造、颠倒是非以及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亵渎。
 

　　在东汉末年大乱至西晋统一的近百年时间里，动荡之中的中国历史尽显人性的丑恶，也尽显人性的光辉，而司马懿恰恰是人性丑恶的代表。他富于才华，老谋深算，却阴狠毒辣。在篡夺曹氏江山的过程中，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几乎用尽了所有的丑恶手段。后人所称的魏晋玄学、魏晋风度，实际上是司马氏对士人血腥屠戮的直接结果。东晋士人在追究西晋之亡、五胡乱华、生民流离、天下萧条原因的时候，也只敢将责任算到王衍等人头上，丝毫不敢提司马氏的责任，可见其对士人的摧残到了让人生畏的地步。
 

　　因此，将司马懿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塑造成有理想、有担当的正面人物，不仅说明编剧缺乏最起码的历史修养，更是是非道德观念的严重颠倒，或者说其心中根本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道德观。他们不懂得，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历史中饱经摧残而屹立不倒，是因为中华民族有源自于周代君子与儒家先贤的坚定信仰。无论世道如何艰难，君子儒都会秉持心中的信念，恪守仁、义、忠、信的道德底线，葆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浩然之气。他们曾遍布于中国的每个角落，自觉担负起天降大任的责任，辛勤地传播着先贤的经典，讲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从而为中华文化塑造出强壮的体格。他们尊重历史，尊重文化，遵从先贤的教导，颂扬美好，鞭挞丑恶。《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不顾历史真实，对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塑造，虽可取得观众一时的追捧，但最终只能沦为历史嘲笑的对象，使自己蒙羞。
 

　　如果说《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想通过全新的人物塑造打造所谓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则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很多可以大书特书的正面人物，根本用不着罔顾历史真实，而将历史垃圾涂抹成金子。编导们置历史自身丰富生动的情节于不顾，而自作聪明，进行“创造”，其实是狗尾续貂。更为重要的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用影视剧的形式为数千年来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人物随意翻案，不管剧作本身的形式多么正剧化，其都是对历史的戏说。这种“用严肃形式”进行的戏说，比过去那种娱乐化的戏说影响更为恶劣，因为它更容易误导观众，更容易对青少年观众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产生误导。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富于史学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史学家也是最有道德责任感的群体。善善恶恶、秉笔直书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所以，司马迁说孔子著《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司马光说自己主持编撰《资治通鉴》要“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历史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影视创作的热门。中国古人历来讲求文以载道，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用这个标准要求今天的影视剧创作，但历史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必须也应该对社会责任有自己的担当。
 

　　史学不仅仅是历史的著述与史料的整理，还是文明的梳理与道德的寄托。为文学家甚易，为史学家甚难，因为要成为史学家，须才、学、识三者兼得方可。章学诚曾经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历史剧虽然不是史学著作，却因为与历史的紧密关联而必须用历史学的眼光加以检视。何况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过往陈迹的叙述，它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性格的塑造，关系到民族凝聚力的养成。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好的历史剧应当如好的历史著作一样，在较为忠实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的同时，担当起树正气、立道德、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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