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以明清歇家为例：准确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碎片

 

　　仲伟民先生《在历史小碎片中发现大历史》一文读后让我很受启发。他强调：“历史研究固然需要注重宏大问题的探讨，更应关注历史细节问题的研究，甚至历史细节问题、具体问题的研究更为重要。因为，历史细节尽管是小问题，但不见得就不重要，这些细节或历史碎片可能恰恰是历史解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如果这些细节不清楚，我们的宏观判断就没有基本的事实依据。”他以《明清歇家研究》为例对自己的观点做了具体说明，认为“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巨大，可以说是从历史碎片中发现大历史的一个典型成果”。通过这项研究，可以看出“歇家类群体在明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远超士绅、胥吏衙役以及其他势力群体”，从而可以推翻乡绅社会说、宗族社会说、乡村自治论等传统观点。的确，《明清歇家研究》是胡铁球先生长期研究的结晶，全面探讨了歇家在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领域发挥的重要功能，并试图通过歇家观察明清社会转型的轨迹，堪称歇家研究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其中有些内容和观点，前人虽然已有论述，但远不如此书详细丰富；有些则是作者的独到见解，如“歇家牙行”“职役”性歇家、“解户歇家”等等。

 

　　不过，在仔细拜读了仲先生的文章和胡先生的著作后，我也产生了一点疑惑：歇家类群体在明清社会中真的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吗？既然是“从历史碎片中发现大历史”，我们就需要检视一下胡先生挖掘的各种细节、拼缀的各种碎片是否完全合乎实情。我个人感觉，胡先生描述的歇家的一些重要职能，是否成立还值得进一步斟酌。或者说，胡先生可能在无意中给普通歇家附加上一些本不存在的职能。限于篇幅，仅举数例略作辨析：

 

 

　　胡先生多次提到“在京法司歇家”，其依据是他对张永明的一段话作如下理解：“在京法司，多系犯人自纳本色纸张，或令歇家代送南京各衙门，亦各自有常用人役，如歇家、门库、斗子之流，虽非事体，然平价使之转卖，以一衙门之人供一衙门之役犹可也，而乃拘铺户，其谁堪之。”胡先生据此指出：“在京法司衙门亦有常设之歇家，其也是该衙门之役，从‘平价使之转卖’，这里歇家带有商业性质。”又说：“在这里，歇家摇身一变成了‘一衙门之人’，其职责是代送犯人的物品及‘平价使之转卖’，实际上是承包‘在京法司’物品的输送和转卖。这为歇家出入衙门、干涉案件审理提供便利。”

 

　　我感觉，这段话似应如下标点从而分为两半。前一半为：“在京法司，多系犯人自纳本色纸张，或令歇家代送。”所说乃北京法司之事，明朝犯人例要“纳纸”，当时在京法司审理的犯人，大多是自己送纳，也有让歇家代送的，此处歇家并无特别意义。后一半为：“南京各衙门，亦各自有常用人役，如歇家、门、库、斗子之流，虽非事体，然平价使之转卖，以一衙门之人供一衙门之役，犹可也。而乃拘铺户，其谁堪之。”所说乃南京之事，所谓“歇家、门、库、斗子之流”，是统指南京各衙门人役而言，张永明并未将歇家与法司相对应。胡先生认为歇家为在京法司常设职役，甚至说歇家“实际上是承包‘在京法司’物品的输送和转卖”，恐系将两京事情混在一起造成了误解。

 

 

　　胡先生指出，“明朝官兵住歇家似成常例，出现专门的‘兵歇家’”，并引郑若曾之言为证：“其言：‘如有一队为盗者连坐，更取各兵歇家甘结，如所歇之人为盗者，以知情论。昼则分派各教师、训习、武艺，三、六、九领兵官集至教场操练；夜则置签飞闸几队，以验各在歇家否，不在者究其去向，责其队长与房主人。’显然歇家为‘房主人’，并具有管理军士的职责。”当时东南倭寇猖獗，官兵、民壮、弓兵皆不堪用，只得另雇勇夫、水兵，但对这些人缺乏管理和训练，甚至出现“为兵者不惟不能捕盗而反为盗”的现象。所以郑若曾建议加强监督以防止兵变为盗，其方法一是“各取其本队甘结，保此一队不更为盗”；二是“取其邻队伍相甘结，如有一队为盗者连坐”；三是“取各兵歇家甘结，如所歇之人为盗者，以知情论”。同时，白天将他们集中起来训练，夜间则进行抽查，如发现有士兵未在歇家住宿，其队长与歇家都要受到惩责。明代除前线或战时外，对于长期驻防的士兵，无论是官兵还是募兵，往往不提供营房，他们或在自家或自行租赁住处。郑若曾所说“歇家”或“房主人”，即指募兵租住寓所或房主，并非专门的“兵歇家”。明代客店或房主对住客例有担保责任，如租住士兵犯罪，歇家要连带受罚，但似乎难说他们“具有管理军士的职责”。

 

　　胡先生还谓戚继光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兵歇家”，并摘引一些例证。如言：“各兵远来，原为保障地方。不幸有病，地方主家当为调理，何乃忍视仆卧当街……应着原歇之家，领回调理。或驱逐不容，及调理不善，至伤本兵者，歇家抵罪。”我认为，戚继光所说“地方主家”“歇家”，与郑若曾所说“房主人”“歇家”含义相同，似乎看不出他们属于专门的“兵歇家”。胡先生还指出：“与郑若曾一样，戚继光也给予了歇家一定的权力，如其规定士兵‘抄誊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许增减及别添祸福之说，每传毕，差巡视旗于街上，或歇家，唤二三个军来问之，照不知条内，查治所由’。这里的歇家俨然一军官，可问责于军士。”军队发号施令，必然层层传达，为了保障传达的准确性，戚继光要求“传谕口令、抄誊文字”时必须严格依照原文，为了检查号令是否真正传达到每个士兵，所以要让“巡视旗”在街上或歇家随机抽查，如有不知号令内容者，就要查明其原因并惩治相关人员。我个人认为，负责随机查问的是“巡视旗”，而并非歇家，因此并不存在歇家“俨然一军官”的情况。

 

　　根据上引郑若曾、戚继光之说法，胡先生断言：“明朝‘兵歇家’是广泛存在的，并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兵歇家’从普通的歇家转为具有管理军营职责的过程，可视为歇家向衙门‘职役’转换的历史背景中的一个特殊缩影。”明朝确有很多士兵寄住“歇家”，但这种歇家应当就是普通的房屋出租者或旅馆经营者，并非专门的“兵歇家”。若果如此，则胡先生所说明朝“兵歇家”参与军队管理，甚至向“职役”转换等一系列新颖论断，恐怕都要重新考虑了。

 

 

　　胡先生提到“在明代发驿站服刑的犯人，也由保歇（保人）看管驱使，并居住其家：‘驿递之官虽卑，生死之权实重，谚云活军死徒，盖发站之徒率有五等。一等颇有身家，……一等才能可用，或图衣食私役于积年保歇之家，或求亲幸听差于衙门，奔走之事甚有，役满之后依恋不归者。’”胡先生所引这段文字，出自吕坤《风宪约》。吕坤将驿囚分为五等，胡先生抄录了其中前四等，未抄一等是：“一等百事无长，一贫如洗，官吏要索不遂，棰楚常加，牢头买免无钱，凌虐备至，饥寒无策，疾病不恤，及至死亡，只费故纸一张耳。此等之人，常居其半，守令首当注意者也。”

 

　　明代驿囚需有保人，但这些保人是否都是歇家，尚待斟酌。吕坤除在本段提到“牢头”，在紧接此段的文字中，还提到“驿递有冲，有次冲，有居民多至数百家者，有不及百家者”，考虑到地僻户少的驿站，在驿囚犯太多不易存活，所以他要求查报各驿居民和囚犯多少，但同时警告：“如官吏厌惧囚多，故捏监墙倾圮、店舍稀疏者，核实提问。”吕坤还提到：“囚房狼狈倾颓，驿递尤甚，何者？丞使痛痒不关，守令耳目不及，钱粮无所措处，兴作谁肯申呈？是以浅隘之房，卑湿之地，漏雨穿风，浸泥濡水，盛暑蒸溽，大寒凄烈，人非木石，安能二三年不病且死哉！”从吕坤所说情况看，当时驿囚应是居住在囚房而非歇家。再者，吕坤所说五等驿囚之中，只有第四等中提到“积年保歇之家”，胡先生标点似亦可稍加调整：“一等才能可用，或图衣食，私役于积年保歇之家；或求亲幸，听差于衙门奔走之事。甚有役满之后，依恋不归者。”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等有点才能的驿囚，为了获取衣食之资，或私自为保歇工作，或在衙门里跑腿，因为有一定的收入，甚至服役期满也不愿回家。从中似乎看不出“由保歇（保人）看管驱使，并居住其家”的制度安排。

 

 

　　胡先生认为，“明清政府把犯人解押的职责往往交于歇家”，而歇家利用这种“解户”的身份介入了司法领域。胡先生提供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于成龙所说“（歇家）解人犯则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之弊”。括号内“歇家”二字，系胡先生所加，其理解是否符合原意呢？先看于氏原文：“省会府县歇家，最为作奸犯法之薮，故定例，歇家与衙蠹同罪，法至严也。其在省会府城者，外府州县解钱粮，则包揽投纳使费，更有洗批挪移之弊；解人犯，则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之弊。”我认为，结合前后文看，于氏是说在省会、府城的歇家，利用外府州县解钱粮、解人犯的机会，从中作奸渔利，负责解人犯者似乎并非歇家。胡先生还提到于氏曾使用“解户歇家”一词：“一家赢了一家输，讼师挑拨焰更炽。道府告过又到司，更将院状包投递。耸动发审与亲提，上司差票如雷厉。解户歇家争共攒，罪名赃赎谁相替。连年屡月不得休，贷尽亲朋卖田地。妻啼子哭家业消，讼师衙役欣得意。”这是一首规劝百姓息讼的诗歌，其中“解户歇家争共攒”一句，从“共攒”二字可知，“解户”与“歇家”是两类人，不能连为一词理解为负责解送人犯的歇家。

 

　　胡先生还谈道：“最能反映‘解户歇家’大规模存在的是乾隆皇帝的一道谕旨，乾隆五年（1740），乾隆皇帝批准刑部酌议条例，规定州县遇有罪犯笞杖应递回原籍案件，犯事所在地的承审衙门不得先责后解，应于接递人犯移文票内注明该犯罪名并不应收监字样，中途接递州县将该犯押交坊店歇宿，严禁滥行收监，于移回原籍地方后查明折责。煌煌圣谕既已许可押交坊店歇宿，不提倡寄监过站的做法，可见‘解户歇家’在清代前期是得到官方许可，且得到广泛推行的。”查《清实录》所载此旨原委，先是陕西按察使伦达礼奏称：“州县官承审自理事件，笞杖轻罪人犯递回原籍安插收管，每多乘病押解，不获延医调治，卒毙中途，殊堪悯恻。又各州县接递人犯移文票内，未开何项名色，是以不分递回安插收管，一概收禁，不无禁卒凌虐之弊。”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刑部采纳其议，要求“承审衙门于递解文内，注明该犯罪名并不应收监字样，前途接递州县，将该犯押交坊店歇宿，不许滥行监禁”。笞杖轻罪人犯情节轻微，如乘病押解或笞杖后解，很容易中途死亡；此等轻罪人犯不应收监，但如果移文票内不予注明，沿途接递州县不知其罪行轻重，往往一概收监。伦达礼的奏疏，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所谓“差押坊店歇宿”“押交坊店歇宿”，是针对“接递州县”的差人而言，并非是让歇家押解犯人。

 

　　胡先生总结指出：“歇家作为在京法司的专门职役以及以‘保歇’（保家）名义看管驱使犯人，并成为监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仅见到明朝史料有明确记载，至于其具体的兴废时间，其沿革及变化的原因，……而‘解户歇家’在清乾隆时期还大量存在，乾隆以后却不见记载，其废除时间亦不得而知，亦有待今后的考证。这类歇家的兴起与废除，应能间接反映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化，值得我们继续关注。”通过以上检证，我感觉所谓“在京法司歇家”“解户歇家”等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兴起、沿革与变化，也不可能据以观察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化。

 

　　以上只是针对《明清歇家研究》提出的一些新观点，谈了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并非对这部大著的全面评论。在我看来，《明清歇家研究》无疑是近年来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提供了观察明清基层社会的一个新视角。但相关史料纷杂琐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处理起来颇为繁难。如何准确辨析歇家的具体职能，怎样适当确定歇家的历史地位，歇家群体的地位、作用与影响是否“远超士绅、胥吏衙役以及其他势力群体”，能否据此否定乡绅社会说、宗族社会说、乡村自治论等传统观点，都需要学术界做出进一步的探究和思考。（作者：高寿仙单位：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