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大学》的改造与发挥

　　《大学》原是《礼记》里的一篇，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继承北宋程夫子兄弟（程颐、程颢）的意见，给予特别的重视，把它选出来，与《礼记》中的另一篇《中庸》都给予单列的待遇，再加上《论语》和《孟子》，并称“四书”，指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典。

　　朱熹不单是把《大学》从《礼记》里挑出来而已，还大力加以改造。《大学》原来可以分为十二个自然段，朱熹将前三个自然段加在一起（删去最后两句），称之“经”；把剩下的九个自然段打散重排，又新补了一段，统称为“传”，也就是对经文的注释和阐发。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大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凡“经”一章，“传”十章，结构严密，整整齐齐，很像样子了。后来的生徒读《大学》，大抵都按照朱熹新订的文本来学习和理解。

　　朱熹在《大学章句》之末介绍全文的结构说：“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传”之第五、六两章。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新补的一段“传”文。按原文第三自然段最后有两句道：“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熹指出这两句并非经文，应是“传”文，其前一句“此谓知本”，根据程子的意见乃是“衍文”；而“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之前则有缺文。这一章“传”文“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于是他自己动手补写了一段（除了最后一句之外都是朱熹手笔——虽然，他还声明，他是“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里指出，“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指在一切事物上穷尽天理。此说在朱熹的理学体系里是一个认识论的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8～647页），朱熹把自己的主要意见凝聚在上面这段文字之中，作为《大学》的“传”文隆重推出，后来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旧时代的儒生，没有不背得滚瓜烂熟的。

　　将自己的文章夹入经典并且要求读者予以格外的重视，这样的气魄太雄伟了，前罕见古人，后少有来者。朱熹胆子甚大，极其富于创造性，也可以说他充满了理论自信。惟其如此，他后来地位极高，仅次于孔孟；在铁杆理学迷的心目中甚至更重于孔孟。

　　如果只向读者推荐这个自己补写的“传”文之第五章，恐怕容易产生副作用；于是他又连类而及地继续推荐紧挨着的第六章：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这个第六章释“诚意”，在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朱熹要求初学者应格外重视八条目中的前三条。前三条既明，后面五条就顺流而下了。

　　朱熹的高明之处在于，对于自己在《大学》上做的这些胆大包天的加工改造，他作出了明确的说明，绝无暗度陈仓鱼目混珠之意，其《大学章句序》的结尾处有特别的声明道：“……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按二程已对《大学》有所加工改造，详见《程氏经说》卷五）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大大方方，满满的自信心。

　　《大学》中“格物致知”的本来意义，至今仍然不易确知；人们所了解的“格物致知”大抵无非是朱熹的即物穷理。理学占据人心达数百年之久，这是朱熹的巨大成功。只是到很晚的时候，人们才用“格（物）致（知）”二字来借指由外国传来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

　　对照着来读《礼记》里的原本《大学》和《大学章句》里的文本，可以获得下列四点粗浅的认识：

　　一、先秦典籍中的文章，往往不像后来那样讲究结构的严密，有些乃是谈话记录，即使经过某种加工整理，仍然显得比较自由散漫，而自有一种风致。对这样的老派文章应当用理解之同情的眼光去读，而不可用后起的文章学眼光去分析或挑剔。

　　二、不能排除古代有关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过衍文和阙略亡佚等等情形，但一般来说很不容易确认，删削应慎重，更无从补齐。但朱熹所做的工作并非古籍整理，也不是完全“照着讲”，他所从事的是古老经典的拆旧翻新，或曰重新建构。宋人叶适（1150～1223）说：“按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后断绝，或彼此不相顾。”《大学》一篇的情形虽然要好得多，但仍然有些“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以不明。学者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此其可惜者也”（《习学记言序目·礼记·大学》）。看来他有批评朱熹章句之意，但似乎并不完全明白朱熹的深刻用心。

　　三、帮古人重建体系，最是难事。“接着讲”原是很好的事情，大可另起炉灶，不必一味隐藏依附于古代大师的阴影之下。当然，寄生于古代经典的遗体之上自有其优越性，这样可以减少阻力，比较容易被“厚古”的中国读书人所接受。

　　四、经过思想家加工改造的文本，往往带有该思想家本人的烙印，这正如经选家加工改造（以删节为主，也不排除改动）过的文学文本，未必完全代表原作者的思想、水平和风格。研究古代文史必须特别注意这种情形。现在的文献整理者和选家，已经失去古代同行那样的权利，大抵只能做安分守己的工作。思想家如欲有所创造，最宜另谋出路，大可“重新讲”自己的新道理。自我作古，其实乃是更有意义和兴味的事情。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之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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