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为何不选《正气歌》

　　当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有些可笑，因为它既在逻辑上矛盾，又于情理不合。好比在市场购物，你买了白菜，却有人质问你为何不买罗卜，陷人于无词辩白的窘境。

　　一、事件的背影

　　1957年6月，钱锺书开始编著《宋诗选注》。据说这是个领导指定的规划项目，但从未见有人披露其立项、成稿过程。那时宋诗远不及唐诗热门，宋诗数量浩繁，研究又几乎是空白，要做这个项目工作量极大，对学术水平要求极高。该书1958年9月一经出版，即被定为文学研究所一杆“白旗”，其间委曲肯定不会为外人所知。后辈晚生一再寻访，方知未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则是该白旗案的“主案由”，选宋诗不问那两首，简直就是触犯了天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公开出版的《院史》，起自社科院正式成立的1977年5月，关于“哲学学部”，未有记录。但在“内部印行”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文学所所志》120页上却有如下记载：1958年9月14日出版的《文学遗产》发表批判郑振铎文章，认为郑的学术成果乃“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反动的世界主义”，“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化服务”，“成为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等；“学部响应号召，开展拔白旗运动，对郑振铎、孙楷第、钱锺书、杨绛、李健吾等人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

　　再沿《文学所所志》向下读，“十月八日，郑振铎在文学所召开的学术批判会发言，回顾检讨自己的一生”原书此处有小注说：“参见郭东的《最后一次讲话》”。接着写道“这次批判会持续多人（原文如此）批判对象除郑振铎外，还有钱锺书……”

　　历史如戏，总有剧情般的偶然转折与巧合。九天后，“十七日，郑振铎出访阿富汗”“十八日，因飞机失事在苏联上空遇难”。当时多人回忆烈士的文章都有他在行程中写作的记载，料想少不了书写自我批判的文稿。结果，批判会改成追悼烈士的大会。接下来，文学所从北京大学迁往建国门海军司令部大院，又经大炼钢铁、农业大跃进等一系列事情，几个月内视线多次转移，拔白旗的烈火渐渐转弱。1959年6月，时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顺应情势，虽然对钱锺书等的批判，既没有撤销，也没有纠正，但批判从社会级、学部级、研究所级降低至组室一级。1959年7月后，何其芳又被迫忙于检查“右倾”，不得不转向黄克诚夫人唐棣华的“李清照研究”开炮。至此，拔白旗运动不得不暂时让路。文革中，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曾老调重弹，再次举出《宋诗选注》《正气歌》旧证，还掺入一个“攻击领袖”大谣言，音阶一下子提高八度，钱锺书的“白旗”名衔便被升级为需要批臭打倒的反革命分子了。文革十年，钱锺书目不旁鹜，完成学术巨著《管锥编》，交出一份史诗般的答卷。他曾以自己的诗作概括道：“世途似砥难防穽，人海无风亦起波”，“四劫三灾次第过，华年英气等销磨”。

　　明明是一个正常结果，为什么已经被多次批判，甚至在钱先生过世多年之后，学界还会有人指责或曰劝进，希望能在《宋诗选注》中加选《正气歌》呢？

　　二、先生自己说

　　或许，钱锺书先生对此早有预料。《宋诗选注》初版三十年之后，彦火（即著名文学家潘耀明先生）敏感地捕捉到文情，欲印行该书的香港版，他特邀钱锺书再写了一篇序。钱先生在文章开头便说，“这本书在一九五八年出版，受到一度公开批判”。接着以特有的钱氏幽默和许多轻快的揶揄，带出一个沉重的旧话题。该文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转载时，作者又做了稍许修改，并重新冠以醒目的标题——《模糊的铜镜》。现依最新版摘抄如下：

　　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有幸读过许多钱锺书的作品，此文最是精妙。娓娓道来，言外有音，韵味令人琢磨不尽。

　　三、究竟为何不选

　　近时，关于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为什么留学未取高学位”，“为什么不去台湾”以至“不去美国”的诸多课题之外；又有人再次发表有关《正气歌》的议论，为《正气歌》落选而惋惜和鸣不平。理由不外乎两点：一、《正气歌》化用前人诗文，其蹈袭之弊及用典不当，是小瑕疵，尤其对烈士文天祥来说，应援引钱锺书之师陈衍石遗主张的“了解之同情”，予以宽大入选；二、该诗作为文天祥的代表作，是其身世和气节的宣言书，缺之不可。又试着劝说选者“在用典时有时只需关注典故产生一剎那所描述的状况和所表达的情感，不需将典故和历史真相乃至人物生平混为一谈。”既然有人主张对艺术本位“宽容”，为什么偏要使用政治标准来苛责已经作古的选诗者呢？看来我们还需要回归原点，从《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直接原因说起。

　　读者如果将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和石介《击蛇笏铭》相关语句同文天祥《正气歌》稍作比对，便不难看出《正气歌》和前人两篇文章的源流关系。说其“重复太甚，伤于蹈袭”以至“用典”不妥，十分中肯。文天祥连续列举了齐太史、董狐、张良、苏武、严颜、嵇绍、张巡、颜杲卿、管宁、诸葛亮、祖逖、段秀实12位所谓忠义之士，用以自况。钱锺书最反对“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流弊，《正气歌》这个带有普遍性的致命弱点，曾长期困扰古诗词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领域。正如《宋诗选注》序言所写的：

　　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根据《宋诗选注》的取舍标准：一、“押韵的文件”不选；二、“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四、“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正气歌》的落榜，当是正常结果。

　　钱锺书把文天祥的诗分作前后两个时期，一是元兵打破杭州，宋帝被俘虏以前，认为“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二是文天祥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直到再度被捕被杀。这一时期的诗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词，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宋诗选注》共选了文天祥四首诗，《扬子江》一首属前期作品，《南安军》《除夜》和《金陵驿》三首属后期作品。选者评《南安军》“出岭同谁出，归乡如此归”一句说“文天祥向纤巧的句型里注入了新内容，精彩顿异。”这四首诗篇幅较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钱锺书先生的客观精确评价，从正反两方面宣告了《正气歌》落选之合理。钱文字字珠玑，堪比飞天之舞，亦可称之为铁甲战车，无论是艺术趣味，还是学术结论，都深刻而扎实，给读者以启迪，同时也增加了选本的余味和可读性。

　　四、作者宿愿和努力

　　钱锺书不但是杰出的古典诗词研究者、编选注释者，同时也是优秀的古典诗人。我们翻开仅存百首的精选《槐聚诗存》，可以说是走进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殿堂。1991年，作者已宣布封笔不再写诗，却又作《代拟七首》，堪称“况古昌今，无出其右者”。他不会容忍全无创新性的文学作品。他写道：“倘仅以‘曾使人歌使人语’者为文学，而不求真价所在，则‘邻猫生子’之消息，皆可为‘黄绢幼妇’之好词矣。”早在23岁时，他在文章中就称“文学非政治选举”，也证明“文学标准”，不同于“政治选举”，也不同于“骨董之结习”。先生又举过一个有趣的画例，“谓牛羊犬马各有专家，独猪从无入画者。”可谓聪明幽默的人文发现，可惜没人作专题研究。而钱锺书在《模糊的铜镜》一文中，曾经预见《宋诗选注》未来命运：

　　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个时期学术风气的一种文献了。假如文献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那末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只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铜镜，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

　　以学术为理想追求的钱锺书先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擦拭铜镜的努力。据我们大致统计，《宋诗选注》从初版至今，至少有7次重印。此外，还有多种译本和新排本，其间他多次想迁就出版商，却又忍不住手痒，遂干脆把能修改的内容堆积在书后，以致到他生前最后一版，才得以统一排入。这些事实均记录在《宋诗选注》近百万印数的各种版本之中。这些变化修改，并未引起研究者兴趣，其中先后多次删节了初版中刘敞的7首，邵雍的一首等5个人的全部诗作；增加诗人柳开、晏殊、刘攽、徐俯、江端友5人共8首诗。另外，又对苏舜钦、欧阳修、吕本中、赵师秀、苏东坡等多人作品有增有删，甚至有一次增加多达33首。这些仅属选目的重大改正，真实记下了钱锺书为学术为艺术的拳拳之心。选诗者明白，补充修改要得，坚持原则要得，余地也不能不留。据笔者所知，对像杨亿那样他非常喜欢的诗人，说出来让读者知道，《宋诗选注》这个地点并不适合。

　　几经修正洗拭的铜镜，是否还会像《模糊的铜镜》所写的“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呢？显然，过去应该支配现在，今天，哲人已逝，谁也不必再说服作者，要受现在的支配，再选《正气歌》《过零丁洋》了。值得读者关注的倒应该是：该选本出版半个世纪以来，《宋诗选注》一直受到读者喜爱，出版社每次重印，等于为作者提供时空和机遇，出入围城，增删变化，一步步地逼近“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其间恐怕也因客观环境所限，仍有先生喜爱的诗作甚至诗人没有入选。我们相信，古人的诗作，有先生评价在，有评选的原则存，“铜镜”自然会一天天明亮起来。

　　五、袅袅余音

　　钱锺书先生最终对自己的选本是否满意，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见，他40年间不间断地修改，但总又略感不足。假以时日，还会修改，还会补充。但绝补充不到《正气歌》。可以说钱先生一生诸多事实，都大于不选《正气歌》这个小例子。我们不应把那些“惹是非”和“找岔子”的旧话，再说再论个没完没了。

　　目前有关钱锺书的深入研究不多，非遗闻轶事的课题更为罕见。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钱锺书先生一生致力中外文化研究，有哪些建树？核心的重大成果是什么？其中有多少是承继了前人的，又有多少是创新的？究竟有多少内容尚未被我们认识？钱锺书先生既定的学术目标，还有哪些应该大力推进？

　　总之，围绕《宋诗选注》的大事件和小材料，都证明钱锺书先生为学精深博大，而对其治学之道的探究，标志着学术环境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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