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永海：怎样读韩非子

　　《韩非子》成书于战国末年。作者韩非批判性地吸收前代思想家的全部思想成果，构建了以任法、用术、重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被后人视为法家之集大成者。秦国君主以韩非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建立了完善的君主政治制度；其后两千多年，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始终为历代统治者所奉行。可以说，《韩非子》一书是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必由门径。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君主政治学文献，《韩非子》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其哲学基础、社会历史观、人性论和政治思想，从不同角度说明其关于君臣关系、法术势的具体内涵及其在现实政治中的运用等问题的认识；内容上的理论抽象性决定了这部典籍在阅读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同时，《韩非子》一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需要结合当时具体的社会状况和历史语境，才能理解韩非论述问题的所指和意旨。另外，韩非的文章多使用高度浓缩的类似于警语性的语言。这些都可能给读者造成阅读的障碍。

　　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独占一方，割据称雄，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至此转为兼并战争。同时，战国时代是一个旧的秩序、传统被破坏的时代，各诸侯国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非常激烈。这些矛盾斗争，形成战国时期异常错综复杂的形势格局。在战乱频仍的生存环境中，韩国作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诸侯国，其地理位置西有强秦，南有楚国，东有齐国，北有赵魏；列强环伺，既是秦国进攻六国一统天下的第一战场，又是六国合纵攻秦的聚兵之地。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内政却混乱不堪，正如韩非所言，其君主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不能“执势以御其臣下”，无力“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韩非生长在祖国内忧外患、濒于危亡的时代背景下，他思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使祖国免于覆亡的命运，其学说的归结点是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拯救时世。

　　关于韩非，目前我们所能依据的文献记载主要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过该传收录韩非的《说难》一文占了大部分篇幅，关于韩非身世事迹的记载还不足五百字。尽管如此，最关键的线索尚比较清晰。司马迁告诉我们的信息足以使我们明白，第一，韩非思想的形成与特定的生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他对韩国现实政治的深切关心和深入观察，构成他建立自己学术体系的出发点。第二，他曾师从荀子，也像荀子兼采道、名、法、墨等诸家学说一样，努力吸取前代思想家的成果，构建适合现实政治需要的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只是荀子立论的基础是儒家思想，把天下治平的希望寄托在儒家以礼义治国的认识上；韩非则把黄老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哲学基础。第三，韩非的学说没有被韩国君主所采用，却受到秦国君主的高度重视；秦王正是以韩非学说作为自己治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方针指导，因而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君主政治制度，由此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可以说，中国历史由封建政治进入君主政治，并由战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与《韩非子》这部书提供的君主政治理论与方法有直接的关系。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均宣称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天下之指导思想，实际上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始终是历代君主奉行的策略，从而构成中国政治历史上阴法阳儒的基本政治格局。

　　由此所述，韩非的历史地位由其立言得以建立，因此，要了解和理解韩非，读其书是最主要的方面；韩非具体的生活经历是次要的方面，但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春秋时期的政治体制是宗法分封制，官僚系统基本由世卿世禄的贵族组成，君臣是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可以说，一国即一家，诸国一大家。在这样的统治体系下，社会的利益分配建立在宗族关系之上，贵族有封土，有私人军事力量，通过出任官员掌握议事议制的权力。在田氏代齐、戴氏取宋等历史事件中，篡位者均为公族之后。由此说来，贵族所分享的政治权力很强大，足以对王权形成制约。自春秋至战国的社会变革，在制度上是从宗法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其本质由家到国的演化，国政与君王的家政明确区分开来。在这一过程中，贵族的政治权力不断被遏制，其经济利益也受到削弱，很多贵族的食邑被剥夺，改由朝廷分发钱财和粮食，因而政治体制走向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特定的身份决定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他极力主张绝对的王权，一切以君主利益为重，原因在于他意识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想要统一国家力量，更有效率地利用国家资源，实现富国强兵，从而避免韩国覆亡，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因此，韩非追求的政治目标是维护宗族的整体利益。

　　二

　　《韩非子》一书在韩非生前已流布于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韩非死后，李斯及秦二世也曾引用其书（见《史记·李斯列传》《秦本纪》）。司马迁为韩非作传，特录《说难》全文，并称“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內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司马迁所举篇目均在今本《韩非子》书中。汉代刘向校录《韩非子》定全书为五十五篇。此后《韩非子》在传抄刊刻的过程中多有讹误，不过具体细节罕有记录。

　　到明代，《韩非子》在社会上成为热门书籍。万历十年（1582年）赵用贤用当时流行的各种本子改定五十五篇宋刻本，刊行后在明清两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明代正统《道藏》本只有五十三篇，是一种缺刻本。这种缺刻本在元代有何犿作过校改，明代门无子据以订正品评，以《韩子迂评》为题刊行。清代学者在《韩非子》版本校勘和文本解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版本整理方面，尤以吴鼒影响最大。吴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取李书年家藏宋乾道本影刻之，在充分尊重乾道本的前提下，又对其讹误多所是正，颇为后世称道。顾广圻、卢文弨、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王先谦等都对《韩非子》校释作出了贡献，至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总其成，直至今日，此书仍有影响。

　　近代以来，《韩非子》一直很受重视，无论版本整理，还是文本解释，以及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举其大者，如陶鸿庆、于省吾、高亨、孙楷第、王焕镳、陈启天、梁启雄、陈奇猷、周勋初等诸家的论著，是研究《韩非子》一书需要参考的文献。此外，日本学者太田方、松皋圆等各家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对普通读者来说，梁启雄《韩子浅解》、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邵增桦《韩非子今注今译》都是比较合适的读本。

　　三

　　《韩非子》共有五十五篇，约十一万字。各篇是否出自韩非之手，学界尚存争议。因此，有的注本，如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邵增桦《韩非子今注今译》等，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看法，对全书篇目的顺序作了调整，排在前面的篇目公认乃韩非所作；排序上越靠后，出自韩非之手的可靠性就越低。这样做的好处是，一般读者可以直接从研读韩非的文章入手，了解韩非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按照自古以来通行本的篇目排列，这部书也可以有不同读法。在阅读之前，如果能先仔细研究一下全书的目录，以及各篇篇首的题解（梁启雄《韩子浅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等比较流行的校注本均有题解），在此基础上读者就可以自行确立阅读的顺序，比如，首先读《解老》《喻老》，把握韩非思想的哲学出发点；接下来读《五蠹》《显学》，建立起对韩非社会历史观和学术思潮背景的认识；然后读《孤愤》《奸劫弑臣》《诡使》，了解韩非当时所处的政治现实，特别是韩非对各种政治现象的剖析和批判，等等。这样的阅读过程，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韩非子》全书的内容梗概和思想脉络。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年，当时正是纵横家特别活跃的时期。《韩非子》无疑也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这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多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也表现在说理的方式上。战国中期以后，士人在向各国君主大夫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求取仕途时，说辞逐渐由以前的说理议论为主转向以叙事为主。他们从民间或典籍采集大量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寓言佚闻等，经过加工，附加上一定的社会目的，然后使用这些叙事材料形象生动地向统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并同时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韩非在这方面尤其下了很大功夫，收集整理了丰富的叙事材料。在《韩非子》一书中，这些叙事材料称为“说”，包括三种类型：甲、未经整理的原始材料，主要集中在《说林》上、下两篇；个别故事后有简单的点评，指明其中包含的道理。乙、经过初步整理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内储说》《外储说》六篇。韩非设计了“经”“传”的形式，以“经”扼要论述思想观点，相对应的“说”则以数则故事从不同角度加以阐明。丙、将故事运用到说理过程、或由故事推论观点。比较集中的篇目如《喻老》《十过》《难一》《难二》《难三》《难四》等。因此，在阅读《韩非子》一书，也可以由这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入手。比如，先读《难一》至《难四》各篇，可以对韩非的逻辑思辨能力有非常直观的了解，同时这四篇也从不同侧面大体呈现出韩非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

　　韩非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对现实进行了深刻清醒的剖析，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他的批判建立在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的理想追求之上，因而能够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比较，韩非同样是一位坚定的救世主义者，只是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提出治世之道。韩非思想的影响贯穿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而且今天的许多社会政治现象都需要到《韩非子》一书中去寻找根源。这可说是今天应该读此书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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