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细微处见精神——读钱穆

　　民国学人中，学问做得好的，课也讲得好的，其实并不多。王国维、顾颉刚、沈从文，名气很大，著作颇丰，却不善言辞，有的已近乎木讷了。于此之中，胡适和钱穆应属出类拔萃的，学问就不说了，公开演讲或课堂讲授，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成为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两位教授，一时并称“北胡南钱”。

　　南钱者，即钱穆也。钱穆出身于江苏无锡东部鸿声镇七房桥的一个书香家庭，却因参与学潮、时局动荡等原因，仅读到中学程度就辍学回乡，从此再未进入正规学校读书。在蛰居乡村教书谋生期间，钱穆“未尝敢一日废学”，边教书，边读书，从子部入手，渐得途径，相继完成《论语文解》《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等书稿，经顾颉刚举荐，以中学学历进入燕京大学任教，后又转入北京大学，出任历史系副教授，开设中国通史课程，这是钱穆讲授历史课的开端。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站在课堂上，跟坐在书斋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光有满腹学问不行，还要善于“传授”出来。钱穆在北大上了四年的通史课，“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讲起中国历史来，见解新颖，史实的援引，尤左右逢源，历历如数家珍”，不知不觉两小时便过去了。前来听课的不单是本校的学生、教师，甚至还有附近高校的慕名而来者，比如著名学者杨联陞在清华读书期间，就到北大去旁听过钱穆的中国通史课。这门课，遂成为钱穆先生教学生涯的“保留曲目”，后来在西南联大、香港新亚书院均有讲授，极得学生欢迎。

　　此般情形，令人神往。最近，钱穆新亚书院时期的学生叶龙继整理出版《中国经济史》《钱穆讲学粹语录》《中国文学史》等讲稿之后，又将他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成《中国通史》一书，让人宛若置身半个多世纪前钱穆的课堂，一睹其“越说越有劲，思想兼带着史实，如江河之下泻”的风采。其实早在西南联大期间，在陈梦家的劝说下，钱穆就凭借当年发给北大学生的通史参考资料，写成皇皇大著《国史大纲》，上下两册，五十万言，构筑起旗帜鲜明的史学理论体系。与之相比，叶龙整理出的《中国通史》，更像是钱穆《国史大纲》的“课堂版、极简版”，既保留了钱穆史学研究的核心观点，又没有了学术著作的晦涩高深，要言不烦，点到为止。两书比照着读，别有一番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叶龙整理的《中国通史》，因为是课堂实录的关系，屡屡可见钱穆于史实的讲述之余，兴之所至地臧否人物，率性坦荡地点评时事，显露出其“史学顽童”的另一面。比如有一次，钱穆讲到“明代之政事”，讲到史书里记载洪武皇帝八天之间收了奏折一千一百六十件，突然大发感慨：“君王如要独裁，一定要龙精虎猛，不然一个月收到的奏折将达到三千件以上，即平均每天要看并处理一百件公文。这个君王要有铜头铁臂，不然一定吃不消。”言语调侃之间，又暗隐着对于明代政治的揶揄。如此的学术趣味，在《国史大纲》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而唯有此可爱处，方可见其作为一代大儒的至真与透彻。

　　钱穆曾称自己真正研究中国历史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因而他的史学观带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他认为，历史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弄清历史的史实，更在于史实背后蕴含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正基于此，他对当时史学界怀疑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打到一切传统的拿来主义，给予了有力的抨击。比如讲到史前史与神话的关系，他就认为：“神话并非都是靠不住的，嘴讲的话不一定有证据，但可能是真实的，而仍无证据可说的，却不一定无证据。胡适先生认为一定要证据是不对的。传说也有可靠的。诸葛亮借东风是神话，但赤壁之战是真的。”这其实是对古史辨派的直接驳斥。他还借东汉末年儒家思想被削弱、伦理关系被打破、党锢盛行好人下狱的史实，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若干主张：“五四运动便是要提倡怀疑，重估新价值。这是可怕的。怀疑是黑暗的开始。”寥寥几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一切传统的激进立场，确实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最起码，今天的人已经意识到的，传统的东西，并不都是坏的。

　　当然，不可否认，钱穆历史观形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心理之中。有些学术观点，或有可商之处，比如称“中国在二千年前已有国立大学了”，非要跟西人比个短长，就显然有点牵强，至今仍有争议。但有一点，“为中国文化招魂”，是钱穆一生的学术职志所在，正如他的学生所说，“他为中国‘招魂’是凭藉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无比信念和他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真实贡献，决非空喊几声‘魂兮归来’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论的”。正因为此，他会常常在中国通史的课堂上，纵横捭阖，洋洋洒洒，或是借古喻今，或是意在言外，或是旁征博引，而核心始终不离他在《国史大纲》序言里所写下的初衷：“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这一点，在《中国通史》的每一个章节里，均有体现。

　　学问深处是至真，于细微处见精神。读钱穆，读《中国通史》，当然并不只是看他在课堂上说说俏皮话，发几句牢骚，而更多是要观照到他于只言片语、嬉笑怒骂之间，传递民族文化精神的薪火，“根据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来寻求我们此后的新生”。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不能丢弃的历史责任，也是钱穆一代的学人所能馈赠给我们的最为精深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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