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九九登高”到底去哪里？

　　今年的重阳节是10月28日，比往年来得晚一些，所以气温偏冷，有道是霜重色愈浓，想必依旧会有很多人去西山登高，一览红叶美景吧。

　　中国古人重视阴阳五行，就连数字也都有阴阳属性，其中以“九”字为阳性盛极之数，所以阴历的九月九日便话作“重阳”。关于重阳节的一切风俗传统，都可以从南朝文学家吴均所著的《续齐谐记》中找到根源：东汉时有位名叫恒景的人跟随一个叫费长房的神仙学习法术，师徒感情很好。这一天费长房把恒景叫到身边，告诉他说：“九月九日，你家里会发生灾祸。”由于师父一向言无不中，恒景一时间慌了神。费长房劝他不要惊惶，赶紧回家去，让家人做一些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茱萸草，九月九日那天绑在胳膊上，登临高处喝菊花酒，就可以逃避这次灾祸。恒景跑回家，一切遵照师父的嘱咐办理，带着家人于是日登高避祸，“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吴均指出：“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今天被认为是尊老并充满团聚意义的重阳节，何以有着这么一个带有“避祸”色彩的根源？这一期叙诡笔记就来跟您谈谈这里面的讲究。

　　一、重阳撞鬼：一笑惹灾祸

　　中国人过重阳节的习俗，其实很早就有。据西汉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记载，过重阳节是从皇宫中流传出去的，有位名叫贾佩兰的宫女，原本是伺候刘邦的小老婆戚夫人的，戚夫人后来被吕后整死，贾佩兰就被赶出宫去，她告诉人们：“（宫里）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从古至今对最高层的生活习惯都引为权威、喜欢效仿的民众，自此就开始每年过重阳节了。

　　与今人想象的“秋高气爽、登高饮酒”不同，古代笔记中的重阳节，总有点儿阴森森的气氛。

　　袁枚在《子不语》中写过一位名叫陈庶宁的书生，在淮宁坐馆教书，重阳节去登高时，在淮宁府的南门外路过一座坟墓，“若有青烟起者，谛视之，觉冷风吹来，毛骨作噤”。晚上回到书馆，他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就早早睡下。梦中来到一处僧舍，“明窗净几，竹木萧然”，感觉“太素”，不像有人住过，东壁上有松江笺一小幅，上题一首名叫《牡丹》的诗，第一句是“东风吹出一枝红”，陈庶宁感觉意境很一般，看诗尾署“张又华”三个字，不免嗤笑。正在这时，有人推门进了来，这人眼珠外凸，鼻头发红，看上去四十多岁，一副“混不吝”的模样，直眉瞪眼地对陈庶宁说：“你在这里读我的诗，为什么面露嘲讽之色？”陈庶宁不知他是什么来头，忙不迭地解释。那人却不依不饶，指着自己的红鼻头问：“你可知道我是人是鬼？”陈庶宁说：“你进屋后，扑面一股冷气，想必是鬼。”红鼻头又问：“你可知道我是善鬼还是恶鬼？”陈庶宁说：“既然能作诗，应该是善鬼。”谁知红鼻头狂笑道：“不然，我乃恶鬼也！”上前一把抓住陈庶宁，“冷气愈甚，如一团冰沁入心坎中”。陈庶宁赶紧后退，躲到竹榻旁边，红鼻头扑上来将他抱住，狠狠掐向他的阴囊，陈庶宁“痛不可忍，大惊而醒，肾囊已肿如斗大矣”。从此陈庶宁一病不起，多方求医，却都得不到施治，很快就一命呜呼，临死前把自己梦中的经历告诉了周围的人。

　　淮宁县令感于陈庶宁生前悉心教学，出面为之殡殓，听说了他患病的经由，暗暗惊疑到底是惹了什么冤谴，便问邑中老吏：“你可知道此间有个名叫张又华的人？”老吏说：“张又华是安庆府承发科吏书，已经死了两年了，平生罪恶多端，而好作歪诗，我曾经见过他，短身材，赤红鼻。死后就葬在南门外。”——正是陈庶宁重阳节路过的那座“觉冷风吹来毛骨作噤”之墓。

　　重阳登高，想必该喝的酒也喝了，该插的茱萸也插了，但还是被鬼所害，足以见得重阳鬼之厉。

　　不过，重阳节的劫数能否躲过，除了看运气，还要拼人品。曾衍东所著《小豆棚》中记载，顺治年间，有个生意人在苏州找当地的绸缎商陆采侯买了一些绸缎，正要装船回家，陆采侯拦住他说：“明天就是重阳佳节，你不插萸登登高，反而载月船头，岂不大煞风景？”这陆采侯一向是个广交朋友的慷爽之人，于是生意人便听他的话，“乃移货贮他寓，为便行计”。

　　第二天他俩一起带着菊花酒登山，到治平寺一日游。晚上回到家，陆采侯的寓所突然烧起大火，储存在他家的所有绸缎付之一炬。生意人痛哭流涕，陆采侯望着家中的残垣断壁，安慰他说：“这不是你的过错。如果昨天你把货物装船走了，这场大火就不会造成你的损失了。假如货在你的船上，那么损失是你的，但现在货还在我家，这些货就是我的。”于是把生意人已付的钱还给他，生意人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如此仗义疏财，感激不已地离去。

　　家被烧了，陆采侯只好搬到他弟弟陆俊侯家里同住，谁知火神再次光临，烧了陆俊侯的邻居家，“左右俱烬，独陆氏之庐无恙”。不仅如此，也许是秋季天干物燥的原因吧，不久邻居家再次起火，“两邻又荡然，而陆氏之庐仍无恙”。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左邻的高墙在大火中倾倒，恰好把陆采侯兄弟压在下面，救火的人们都在说：“陆氏兄弟这下可完蛋了。”等拆开覆墙时发现，那墙恰恰在陆氏兄弟的头顶像拦腰折断一般，不但没有压到他们，反而形成了一个“金字头”样的保护伞，陆采侯兄弟“了无损伤”。

　　二、古今花糕：美食变迁大

　　重阳节怎么在古代笔记中成了“百鬼夜行日”，各种说法很多。清代学者顾禄在《清嘉录》一书中说：“重阳将至，盲雨满城，凉风四起，亭皋落叶，陇首飞云，人以为是立秋后第一寒信。”也就是说这一天被认为是立秋后骤然降温的一个转折点，人们容易生病，并不是什么良辰吉日。

　　就说插茱萸草、饮菊花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健康考虑的。古人讲究阴阳协调，人体才能健康，重阳既然是阳气极重之日，就必须吃些凉性的东西。《梦梁录》中有云，“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是因为古人管茱萸叫“辟邪翁”，管菊花叫“延寿客”，用这两味药材泡酒来抵消阳气过重之患。

　　除了茱萸和菊花酒外，古代的重阳节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食物，现在已经被彻底遗忘，那就是花糕。

　　典出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淮南全椒县有一位姓丁的女子，刚刚十六岁，就嫁给一户姓谢的人家，婆婆对待她十分严苛，每天指使她干各种活儿，完不成就棍棒相加。丁氏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一年的重阳节上吊自杀，她的冤魂附在巫师身上，告诉世人：“可怜天底下做媳妇的太过于劳苦，希望每年的九月九日，当婆婆的能够放她们休息一天。”自此重阳节也就有了“女儿节”的名字。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一书中引宋代《岁时杂记》称，民间习俗于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月作糕之意”。

　　不过花糕也是“与时俱进”的。依《西京杂记》所记，在汉朝，人们重阳节吃的是一种名叫“蓬饵”的食物，就是用蓬草叶子和黏黍米制作的花糕。古人认为“蓬乃御乱之草”，所以吃蓬饵可以“以祓妖邪”。到了宋代，依《东京梦华录》所记，重阳节前一二日，街上就开始卖重阳糕了，一层层地发酵面粉，中间掺上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等等，上面插以剪彩小旗，有的还用面粉捏一只狮子或蛮王，置于糕上，别有趣味。明代的花糕相对简单，据沈榜在《宛署杂记》中所记，那时“九月蒸花糕，用面为糕，大如盆，铺枣二三层，有女者迎归，共食之”。清代是花糕“全盛”的时期，有发酵面粉加干果蒸成的，有酥皮的，有用糯米、黄米捣成的，都插着五彩纸旗，剪出精细的花纹来。

　　民国以后，北京的花糕逐渐分成了粗细两类。细者系两三层油糖面之间夹以各种精细果料，似油酥点心，在饽饽铺出售。邓云乡先生在《燕京乡土记》中回忆：“北京有名的饽饽铺如八条的瑞芳斋、前门外的正明斋、东四的聚庆斋都做优质的花糕，酥皮枣泥馅两三块一叠，中间加上青梅、瓜条、山楂、葡萄干。”粗的就跟现在的发糕差不多，只是除了枣子外还缀以栗子，另有一种将黄米和糯米年糕合在一起，上“金”下“银”夹以枣栗诸果，也当成花糕吃。

　　三、重阳登高：南北城不同

　　花糕好吃与否，都属于家庭内部享用的食物，而外出登高，别有一种野炊烤肉，最为老北京喜爱。事先将羊肉片和各种作料以及菊花酒贮于食盒之内，备好用铁丝编成状如圆铁箅的烤肉炙子，携往出游，到了景致所在之地，架起炙子，恰是深秋，遍地都是松枝和松塔，恰好可以做引火之物，松木含松脂，点燃后发出松烟的香味儿，沁入肉中，别有一种醇厚的浓香……这样又赏了美景，又吃了美食，可谓真正的“登高快事”啊！

　　说到重阳登高，笔者在阅读很多老北京的相关笔记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老北京人重阳节到底去哪里登高，说法不一。《春明叙旧》一书援引杨静亭在《都门汇纂》里的竹枝词：“土城关外去登高，载酒吟诗兴致豪，遥望蓟门烟树外，几人惆怅尚题糕。”杨静亭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都门汇纂》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可见那时北京人的登高之地首选北土城。而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变化，《燕都说故》一书中亦援引了一首竹枝词：“景山偷约去登高，佳饵分携乐意陶，内制却嫌酥太腻，翻教宫监市花糕。”但赵珩先生在《百年旧痕》一书中指出，景山公园在民国开放得比较晚，“那个时候（登高）没有去景山的，一般来说……清末民初登高一般在南城的天宁寺，天宁寺地势比较高，可以俯瞰北京。还有的去陶然亭，陶然亭也是登高的地方，所谓‘与君一醉一陶然’是也。”

　　相比之下，《日下回眸》一书中对老北京重阳登高记录得最是详细。那时西山八大处、居庸关长城，因为路途遥远，并不是京城居民的首选登高之地，而北城与南城的居民登高又各有地址。北城居民大多到西直门外五塔寺金刚宝座上登高，“台高5丈，缘石阶可登，极目四望，长河蜿蜒如带，乱叶飘丹，西山凝紫，斑斓景色一览无余”。当然依然有不少人还是选择去北土城登高。南城居民则多去天坛迆东，龙潭湖北侧的法藏寺弥陀塔登高。弥陀塔俗称法塔，建于金代大定年间，高十丈，七级八面，面面有窗，每面有佛。塔内有旋梯可登，“弥陀塔和天坛祈年殿东西向遥遥相对，登塔临窗，远眺龙潭湖秋波荡漾，野菊盛开，天坛内古柏森森，殿宇巍峨，瑟瑟秋风阵阵拂面，确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可惜弥陀塔于1971年被毁掉了，不然今天我们又多了一处凭高怀古的好去处。

　　不过，旧京还有一处登高之地，就是京西玉泉山。玉泉山上有一座妙高塔，《花随人圣庵摭忆》这部民国重要的史料笔记中记录，晚清学者陈宝琛曾经在1915年重阳节登上妙高塔，作诗一首：“偷闲豫了登高债，思旧来寻酌水盟。垂暮犹凌孤塔迥，无尘能涴水泉清。离宫树石余王气，绝岛风涛有战声，地下故人应见念，忧危今日自承平。”诗中的忧虑之思是很明显的，“绝岛风涛”是指当时日本和德国在一战中为了争夺胶州湾而展开激战，陈宝琛感念列强对祖国争夺瓜分如此酷烈，而国人却束手无策，所以登高远眺，身在京城而心在胶东，未免五内俱焚……

　　与陈宝琛相比，今天在重阳节登高的人们是绝对没有这些忧虑的，国家强大，百姓安乐，所以才能无所牵挂地赏风景、品美食。阖家老少，共做逍遥之游；山顶林间，到处欢声笑语……唯有国家步步高，百姓才能步步高，这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

　　转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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