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依偎一棵树，你会感到树的温度

　　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说：“作家往往更早一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发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呼声。”早在20世纪80年代，敏感的中国作家便充当了生态保护的先锋军，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写作自此兴起。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已成为时代共识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觉加入这一行列，以妙笔记录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抒写人民对绿色生活的无限向往。
 

　　今日本版通过专家评述和作家采访，介绍中国生态文学的思想底蕴、写作资源、发展动态和辉煌成就，以期助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
 

　　山水草木万类万物皆我亲朋
 

　　——生态文学作家徐刚的自然行旅
 

　　“太初，森林显现于天地之间。林中有草，有虫，有鸟，有潺潺流水。大地敞开，接纳根的游走深入；天空澄明，让站立的树舒展枝叶花朵。森林为大地拥抱，亦为天空召唤，森林为万有，要生养万类万物……”
 

　　2016年，生态文学作家徐刚以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文辞为新著《大森林》写下题记。至此，这部历时7年的文化散文宣告完成。从最初采访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写成的报告文学《林中路》，到《中国森林文化史》，再到《大森林》，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徐刚对材料精心钩沉拣选，从书名到内容到文字反复删定。

武夷山中许多古树历经沧桑。杨永乾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2017年，这部四十余万字的著作付梓出版，囊括了从史前到历朝历代乃至当下森林草木、森林管理制度沿革以及文化流变，年代久远，资料丰富，涉及植物、地理、气象、文学、历史、考古及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在近年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中，这无疑是值得铭记的重要收获。
 

　　谈及创作这部书的体会和收获时，徐刚感叹道：“我自认为熟识了解的森林题材，其实所知者表象居多。森林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文化的历程。我只能边写边学，边学边写。谓之艰难，并不为过，而在这过程中，天地草木赐予我的美妙、享受，无可言喻！”
 

　　徐刚与森林有不解之缘。提及徐刚，不能不提他对中国生态文学从创立到发展的推动之功。他创作于1987年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被文学界普遍视为中国生态文学发轫的重要标志。
 

　　徐刚是在偶然间由写诗转而写生态文学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兴安岭的一场森林大火烧灼他的心头，有些思考蓦然涌出：森林与人类是何种关系？中国的森林现状如何？

《大森林》书影
 

　　恰逢他敬重的一位朋友从武夷山回京，找到他说：“武夷山有个人物叫陈建霖，为保护山上的树木自己掏钱给砍树的人，自己的工资给完了，砍树者依旧不绝，于是立《毁林碑》。身处困境依然不屈不挠，你可一写。”
 

　　听此建议，徐刚便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直奔武夷山与陈建霖彻夜长谈，朝夕相处半个月。白天采访山民，踏看了几乎所有毁林处。曾经，武夷山上合抱粗的大树、古树数不胜数。而眼前那些被锯断的武夷山大树、老树已经不知所踪，只留下硕大的、伤痕累累的树根空自怀想着枝叶树冠。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徐刚。从武夷山下来，他的采访足迹又踏及尖峰岭、西双版纳和天目山，《伐木者，醒来！》由是而生。
 

　　“我们现在的所有人的祖坟都在森林中。
 

　　我们以后的所有的后人的生命之摇篮仍然在森林中。
 

　　让我们放下斧子！
 

　　人啊，你应该忏悔！”
 

　　《伐木者，醒来！》结尾处的警告可谓振聋发聩。
 

　　武夷山和陈建霖还唤醒了身为崇明岛人的徐刚从小便与农人、田埂、田埂路上的野草及大芦荡为伍的记忆——“野草中有蒲公英，白色花絮随风而飘；有马斑草，可板结稳固田埂路；还有开着碎花点的花被单草；农人种植的蚕豆、豌豆，其花轻盈艳丽，或黑白相间，或白如云絮”。
 

　　特别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它们是平静的，无悲无喜，只有在风中晃动着的大块荒凉、宁静和高雅，以纤纤风骨守望家园。”徐刚《守望家园》的书名，即为孟子“守望相助”及大芦荡启发而得——
 

　　“给你树木和森林，就是给你大地，给你高山上流下来的清水了。
 

　　但，你要劳作、耕耘、播种与灌溉。
 

　　你守望家园，这林子里便会结出果实。”
 

　　少时被崇明岛荒野湿地芦苇荡浸润而湿漉漉的心灵，后来一直伴随徐刚浪迹天涯——在乡间小路，在西部荒野，在林中小屋；从热带雨林，到白山黑水，到大漠胡杨……
 

　　在塔里木河畔一棵高大的伤痕累累的胡杨树下，他感觉着人的渺小、树的高大。
 

　　在井冈山，护林人告诉他：“你依偎一棵树，你会感到树的温度；你赞美映山红时，你能觉得花叶的颤动。”
 

　　从1987年写《伐木者，醒来！》开始的30年间，《大坝上的中国》《绿色宣言》《地球传》《长江传》《大山水》《江河八卷》《荒门》……见证了徐刚的天下行旅，记录了他的自然之思。
 

　　“30年间的这些著述，我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饷我之厚，山川草木赐我之爱。”在徐刚看来，中国生态文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追求、继承、弘扬，《诗经》《道德经》《孟子》《庄子》《楚辞》等皆为中国生态文学的源头。
 

　　“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已经一目了然：沙漠化、水污染、雾霾、江河不再自由流动、物种灭绝、气候变暖……”徐刚认为生态文学的核心理念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而这30年间，也是中国生态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社会大众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环境危害接踵而至的双重现实中，生态文学正渐渐为社会心理所重视，其影响广及文坛和社会，其生命力已显露思潮端倪。”徐刚声称自己“躬逢其盛”，愿意“添砖加瓦”。
 

　　未来生态文学如何发展？理想的生态文学是什么？徐刚早有答案——
 

　　“它是诗，是散文，当你以敬畏之心描述草木山川或候鸟迁徙的翎毛时，你只能用诗和散文的语言勉力为之；它是童话，我们只需稍稍了解一点花的秘密或森林四季的生命气息、冬眠动物细若游丝的呼吸，便明白童话源出何处。它是无始无终的报告文学，因为我们无法报告自然生命万类万物之始之终，而只能记录其循环往复的一章一节。它甚至还是小说，小草枯而复苏，江河源出点滴，大地生生不息，有多少生命的细节若根蔓游走蛰伏，便有多少生命故事。”
 

　　让生态与人心都变美
 

　　——对话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
 

　　由于工作关系，一年中很多时候，李青松都奔走于全国各个林区之间。今年7月从小兴安岭南麓的绥棱林区考察归来，他提笔写下了报告文学《从大开发到大禁伐》，发表在《光明日报》8月4日《光明文化周末》作品版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如果说当年开发林区是共和国生存的需要，那么今天林区大禁伐则是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文章中，李青松欣喜地捕捉到一条反映中国历史变迁、社会进步、国人生态意识高涨的生动轨迹。

　　记者：相对而言，生态文学是一种很年轻的文学样式，呈方兴未艾之势。读者很关心，到底什么是生态文学？
 

　　李青松：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生态文学把自然作为抒写对象，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与担当。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除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它还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学史上，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和屠格涅夫的作品还不能算是生态文学，只能说是描绘自然的文学。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人还是处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过是背景。同普里什文和屠格涅夫相比，加拿大作家莫厄特是一位真正意义的生态文学作家，他对狩猎行为疾恶如仇。他的作品《与狼共舞》《被捕杀的困鲸》《鹿之民》《屠海》等充满强烈的生态意识。说到国外的生态文学，爱默生《论自然》、梭罗《瓦尔登湖》、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巴勒斯《醒来的森林》等都是生态文学经典之作。

一位母亲带着5个月大的婴儿在大兴安岭中徒步。张澍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记者：在您看来，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是什么？
 

　　李青松：生态文学所持的是一种生态整体观——大地完整性的主张，即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这并不意味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的整体利益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
 

　　不可否认，生态文学已经对人的言论、行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类只有放弃或者矫正一些糟糕的行为，不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
 

　　记者：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时代共识的今天，生态文学起到什么作用？
 

　　李青松：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生态文学通过独特的视角，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生态问题中人的问题。在创作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问题。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进入人的内心。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生态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
 

　　克服现代化的轻率和功利，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或许，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就在这里。
 

　　糟糕的生态会使人陷入痛苦的境地，而良好的生态会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生态文学的作用，是努力消除痛苦，让生态变美，让人的内心变美。在呈现生态之美的同时，提升人的境界。至简至善至美，或许，这就是生态文学的最高境界。
 

　　为天地立心：生态文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张晓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使地球的环境与资源被污染被掠夺被破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将人与自然对立了起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美国作家福克纳则以小说的方式，深刻揭示了人在失去土地时的痛苦。失去土地和家园的痛苦，让一些作家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于是，生态文学应运而生。
 

　　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世界生态文学产生的标志。之后，生态文学便在西方迅速发展。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发生了许多公害事件，如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污染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其中美国和日本最为严重。这些事件，使人们开始思考工业化的过度发展带给人类的深重灾难。生态文学便是这些灾难的记录与反思，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生态毁坏的过程，尖锐地批判了工业化所造成的恶果。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西方社会也着力治理生态环境。生态文学在这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国的农耕文化是自足性文化。农田年年有收成，不必向外索取，所以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产生了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其他民族包容共存的和合文化。这种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故而中国作家更多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学中始终有生态文学的类型。《易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可谓开启了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思想先河，先秦时期道家的著作可看作是最早的生态文学。如果说西方人的文化特征是在逻辑思维之上建立的神学观念，那么，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则是在观察自然、体味人性的感性与理性共融基础上确立的人学观念。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在古代文学中，对自然的书写始终是文学的主题之一，意境便是人与自然合为一体时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古代诗学的美学特征之一。
 

　　现代以降，中国文学开始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近现代西方学习，古代文学传统被忽视，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始专注于写人，而忽略了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天人合一的美学意境，仅能在沈从文等少数作家、诗人那里窥见，大部分作家对自然生态并不重视。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大力发展经济，使中国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生态问题便是突出的问题之一。
 

　　王蒙说：“作家往往更早一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发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呼声。”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敏感的作家就已经关注到了生态危机，并通过文学的形式向人类发出生态预警，而他们所采用的大都是报告文学的方式。以沙青、徐刚、麦天枢、刘贵贤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展现了当时中国方方面面的环境问题，如展现城市生态恶化问题的《北京失去平衡》、《皇皇都城》（沙青）；反映水问题的《挽汾河》（麦天枢）、《生命之源的危机》（刘贵贤）、《淮河的警告》（陈桂棣）、《中国：水危机》（乔迈）；提示森林问题的《伐木者，醒来！》（徐刚）。此外，李青松等作家还关注了珍稀动物、矿产资源等问题。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则对中国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文学著作翻译到中国，与中国作家的生态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自觉的生态写作精神，写作文体从原来的报告文学发展为散文、诗歌、小说、童话、跨文体写作等，这些作品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对社会也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作家哲夫、张炜、阿来、姜戎、苇岸、陈应松、杜光辉、温亚军、于坚、李青松、王治安、徐刚等人纷纷创作出版了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一时之间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思考几十年来的生态问题，同时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大部分人的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生态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的生态思想便显示出它的魅力来。尊重自然，把自然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然当作奴隶和资本，同时也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我们才可能拥有绿色家园。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洁净的空气和明亮的阳光便是自由与幸福。只有这种尊重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才能解决人类与自然的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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