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山的《春宴》和《眠空》日前由人文社再版，这位一向不露面、不参加公众活动的作者，出席了近距离的读者分享会。
在1998年提笔创作之初，庆山还叫“安妮宝贝”，她用女童般的任性文字书写自己的“青春残酷物语”，那些关于“爱、流浪和宿命”的故事借助着早期互联网的力量，在中国迅速传播，广为人知。在出版了十几本书之后，安妮觉得自己的状态和心境不断变化，便把自己喜欢两个字——“庆”（欢喜赞颂）和“山”（厚重如山）——组合在了一起，并在自己40岁那年完成了一场仪式性的更名。2011年《春宴》初版问世，书封上的作者名字还是“安妮宝贝”，今年再版已是“庆山”二字。
从安妮宝贝到庆山，她的写作有哪些变与未变？
《春宴》是庆山自认为写得最好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两代人、三位女性的爱恨纠葛。她在序言里写道：“这本小说是内心偏爱，很难复制。彻底终结掉一些主题，就此各归其位。”庆山十分认同一位记者之前对于《春宴》的概括——“就像一艘船，是告别也是开始”。对她自己而言，这本书是一场精神的清扫、内心的修行；对安妮宝贝/庆山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或许可以作为探查分析她改名前后风格转换的重要线索。如果将《春宴》比作一艘船，其中运载的既有安妮宝贝式边缘人故事和伤感情调，也有人到中年的庆山对自我和现实的妥协。
从安妮写作初期的《七月与安生》，到十年后的《莲花》，再到《春宴》，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人物设定与故事情节几乎没有变化，作者执着地讲述着女主寻爱而不得的故事，或多或少带有安妮本人自恋性的投射。如果说过了二十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的话，那要算女主角们最终的人生选择——她们终于不再叛逆流浪、自我放逐、自我毁灭，而是转身拥抱了物质优渥的现实生活。这背后或许是作者本人人到中年的现实，从安妮宝贝说的自己身上带有“兽的成分”走向了某种成熟、无奈和虚无。
19年如一日：雷同的人设，相似的故事
与庆山此前的诸多小说一样，《春宴》关注的是都市边缘人的心灵苦痛，以男欢女爱作为故事的核心。小说分为虚实两条线，一个层面是作家“我”的自叙，另一个层面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庆长和信得，其中庆长是最接近作者心性的虚构人物，而信得则是不断给“我”来信的真实读者，“我”安排她们在书中相遇相识。
从人物设定来看，主人公庆长和信得是典型的“安妮宝贝式”人物——出身于小城镇，带着残破的原生家庭痕迹，内心叛逆而又脆弱。长大后的她们来到大城市定居，成为钢铁丛林中的边缘人。她们的眼神放肆直接、气质清冷独立、内心空虚绝望，疯狂渴望爱情，并在爱而不得之后转向自我放逐或自我毁灭。在某种程度上说，庆长与信得，与《七月与安生》中的安生、《二三事》中的莲安、《莲花》中的苏内河，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带有安妮本人的自恋性的投射。
以庆长为例，庆山对她的描写是“庆长很少化妆，不抹香水，不看女性杂志，不戴饰物，没有穿过高跟鞋，不热衷修饰，无意对男人做出取悦依赖的姿态。工作，远行，香烟和烈性酒，刺青，恋爱，思考，阅读，这些能带给她刺激”，“气质遗世独立，像生长在4500米高山之上的野生鸢尾花，强壮静谧，幽静充沛”。
另一方面，安妮笔下的男主角们也有着几近模板式的形象，他们喜欢穿白衬衣，有着良好的品味，是事业成功的中产阶级男子。他们都与《春宴》中的许清池类似，拥有对灵性的追求，但又无法割舍世俗享受，被女主角强烈吸引，却没有勇气相守，结局都是相忘于江湖。
在安妮的多篇小说中，人物设定是相似的，主要情节也是相近的。遗世独立的女主角在疯狂寻爱的路上一般会遇到三种男人：男一性情沉稳厚重如山，但对女主毫无吸引力；男二优秀耀眼，但对女主缺乏理解和怜悯；男三是男子1的加强版，给予女主心灵的抚慰和物质的照料。
从安妮写作初期的《七月与安生》到十年后的《莲花》，这些人物与情节几乎都没有变化，作者执着地讲述着女主寻爱而不得的矫情故事。及至《春宴》，一路追随着她的部分读者终于被激怒了，不少人在豆瓣上给了出低分和差评，其中甚至有“十年不变，恶心到爆”的激烈言论。直到现在，近1.5万人在豆瓣上为2011年版《春宴》打分，评分为7，是她全部16部作品中评分最低的一部。读者无法理解的是，安妮为何如此执拗地讲述着同一个故事，这究竟是对于书写时代伤痛的无意识的重复和执念？还是始于自我投射的、顽固不移的自恋情结？
人到中年：从叛逆到妥协，从表露到隐藏
虽然从人设和情节来看，《春宴》仍带有强烈的安妮色彩。不过，在这部小说结局和结构设置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从安妮到庆山的些许变化——一种人到中年的现实感，混杂着成熟、无奈和虚无。
在《春宴》结尾处，庆长与清池决裂，在治疗情伤的过程中认识了心理医生宋有仁，并嫁给了这个大自己十几岁的男人，随他一起赴欧洲定居，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宁静生活。安妮宝贝笔下的女主角终于不再自我放逐、自我毁灭，而是转而拥抱了物质优渥的现实生活。其实早在《二三事》中，庆山的文风转变就初露端倪——主人公良生历经情感坎坷，终于在飞机上觅得归宿，与一个叫宋的男子走到了一起。巧合的是，《莲花》的主人公女作家庆昭也与一个姓宋的男子生活在了一起。三个男性角色都性宋，无一例外温和体贴、物质条件优裕，这不禁让人思考：作家为小说中女性角色重复安排的这一出路，是否也反映了她自己境遇与内心的变化呢？
在散文《游戏》中，庆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二十七岁之前，我身上那种兽的成分占据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做到伤害，做到破坏，做到摧毁，就不够具备明确的自身存在感。”而到了今年，当庆山已逾不惑之年，她说“《春宴》中的庆长有我早年的影子，叛逆不负责任，后期会有很多反省，因为生命要想成长，需要痛定思痛。”
具体到《春宴》，庆山的成长主要反映在小说的结构上。庆山在以往的作品里惯于将自己的心声借小说角色之口发出，女主角几乎可以看作作家本人的变形。而《春宴》与之不同的是，作为写作者的她选择隐匿在人物身后，客观地看待他们的浮沉，言辞之间更多了几分旁观的理性超然，而非不加节制的情绪宣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在一篇研究文章中写道：“……《春宴》有所不同；恰恰在高度主观化的叙述（讲述）中，人物相当自主，作者并不一味代言。”
小说中庆长和信得为男女之欲而痛苦不堪，这种态度并非庆山本人赞成的。她在小说中略去了自己的态度，将之记在散文集《眠空》之中——《眠空》是与《春宴》同时期的随笔集，记录了庆山关于写作的种种感悟。她写道：“情爱仍是最深沉的幻觉（这是《春宴》的主题之一）。有时它看起来激进和充满勇气，仿佛正被实现和推动，却不过是临近深渊的倾身探入。与其说我们渴望得到爱，不如说我们意欲在其中获取强烈的实践体验。”
这样的结局和结构，或许可以理解为人到中年的庆山最终选择与现实和解、与自我和解，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了对于男女之爱的失望。她意识到，人们不可能在爱情中寻得圆满，因为爱情只是一面镜子，只能映照而不能补全自身。“所谓的理想生活，一个情感的乌托邦，根本没有力量。人最终需要自谋生路”，这种态度和论调，或许构成了庆山与安妮之间最显著的变化分野。
想象庆山：如何重拾与时代和城市的关联？
在庆山出席的新书活动现场，有一位十几年的老读者说她觉得《春宴》“晦涩难度，有些跟不上了，相比之下更喜欢之前的作品风格”，并提问庆山之后是否会做出调整。庆山接过话筒淡淡回应道：“我从来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改变风格。”此前，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也曾在文章中写道，“庆山的作品独立于主流文学之外，因此当代文学的主流标准和评论影响不了庆山的作品风格。”
对如今的庆山来说，不仅读者和评论家的口味不值得考虑，连时代的变化也不在她考察之中。她自称“十余年写作，很少有人给予技巧或心理上的指导，一切只凭靠自己摸索和承当。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作品均是一意孤行的产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自己已经多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听电台、不热衷网络……不是那么喜欢外面的世界，觉得很难找到自己的精神故乡和真正的同道”。庆山的生活状态正如《春宴》中的庆长一般，将时代看做一列不断向前行驶的火车，而自己只想做一个中途跳车的人。
有趣的是，回首上世纪之交，刚刚开始写作的安妮宝贝之所以成为现象级作家，就是因为她以个人情绪出发，切中时代的脉搏与症候，道出了许多城市边缘人的孤独和绝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将安妮宝贝的写作称作“显影着一个阶层”以及“拓展或延伸着某种都市知识女性书写的线索”：“那个穿白棉布裙的年轻女人手臂上的疤痕，那个隐匿在网络之中、穿行与都市丛林中的薇安，间或会显现或遭遇底层社会或文化不可见处的血迹。在一份毕竟缘自张爱玲式的物恋与自恋之间，在一份悲凉与颓废之间，安妮宝贝的作品，展现了一脉中国大陆版的世纪末的华丽，一份灰烬间的火光的弥留。”
来自女性主义研究者的这番评价，无疑显现出了安妮宝贝当初所具有的天赋和力量。然而十几年后，当安妮宝贝变成了庆山，当她有了更理性的生命反思和更精湛的写作技术，却依然没能走出安妮时代的“青春残酷物语”，只不过从年少的倔强变成了中年的迷惘，这种迷惘催生了反思，而反思的结果是人生皆空、自行珍重的虚妄，更像是一册自说自话的日记，失去了击中这个时代大部分都市人的力量。
庆山在《春宴》前言中写道，这本书终结了一些命题，从此可以继续前行。不知道在未来的前行道路上，庆山的作品会有着怎样新的关切，但如果始终与时代切断联系，很难想象作者会在城市文学或女性文学的谱系中开拓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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