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回忆录》里的政治人生

      一般说来，二十世纪的法国文人多给人文风奇崛、作风怪异的观感。他们要不冲在时代的前面，要不守在时代的后面，总之就是不满意自己所经历的分分秒秒，仿佛唯有如此方能成为大家。倘若在政治上再能突显某种激进姿态，那就锦上添花，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世界羡慕的知识分子了。
      雷蒙·阿隆（1905-1983）完全不属于这个大类。论文风，阿隆的文笔毫不花哨，这恐怕也不是他写作的首要目标；论作风，他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坊间谈及的趣闻轶事，这和他同时代的各领域旗手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阿隆有没有走在时代浪尖做弄潮儿、走上街头做意见领袖？他刻意回避，倒多是以笔发声。或者反过来，有没有隐居闹市、经营自己的一片小确幸？他恰没有遁世，当起时代的逃兵。不妨说，雷蒙·阿隆是时代的产物。他一字一句所回应的，就是时代的问题。
      《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版）》的中文版（以下简称《回忆录》）根据法国2010年增订的《回忆录》补译。所增加的是最后部分的三小章，可以分别归纳为阿隆对当时法国国内社会党的具体政策、对巴以冲突以及对苏联霸权的分析。为这一增订版作序的是阿隆当年的学生巴弗雷。他把阿隆放置到20世纪的普世史时代来考虑，认为这是理解该世纪的一把入门钥匙。普世史不是全球各个地区历史的汇编和加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合奏。今天翻开这本千余页的大书，我们就是要听阿隆指挥演奏二十世纪的交响乐。
      站在2017年回望，我们是否还需要踏入阿隆经历过的特定时段？阿隆的《回忆录》，自然忆起一战、二战、冷战这些教科书上的粗线条；对阿隆念兹在兹的法兰西而言，当然还有奠边府战役和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八年抗战；对这位拥有犹太血统、却无宗教关切的国际问题专家而言，巴以冲突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视线。问题是：今天的法国、乃至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的任何一段时期。再版序言中的那篇《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不正也含蓄地指出阿隆回忆录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中的疏离？况且，较早前为这本回忆录写过序言的法籍思想史家托多洛夫，也刚好在2017年逝世。阿隆和托多洛夫同为自由派，坚守启蒙价值，后者文笔其实更为优美。中国读者也似乎没有理由再借这本厚厚的《回忆录》钩沉二十世纪的纷纭。
      作品早已被大量翻译成中文的阿隆，大概是以知识分子的坚定形象为中国读者认识。其对狂热的拒斥、对理性的坚持，成了战后法国思想界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特例。不过，读者不应忽视阿隆入世的具体轨迹。毋庸赘言，首先自然是他大量的媒体写作。从《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到，报纸成为了他介入社会、针砭时势的公共平台。纯粹从时间上来看，他的名声也首先从媒体中打响。后来他年届中年方才登上索邦、法兰西学院等学术殿堂，光是这一点已经让他和多数早已在学界摸爬滚打的同辈有了很大不同。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阿隆可以玩，并且玩得风生水起，但他有更迫切的关怀: 现实政治。
      不看《回忆录》，我们很可能还真以为雷蒙·阿隆无非是目光犀利、收敛激情的一介书生！看完他的自述才知道：阿隆不仅与戴高乐、基辛格、德斯坦、特鲁多（Pierre Trudeau）过往甚密，而且还曾是尼赫鲁、朴正熙的座上客，更不必提他在越南、突尼斯等法兰西殖民帝国辽阔疆域考察时受到的官方接待。如此一套阵容强大的朋友圈，并非仅是打个照面的熟络，而是实实在在的严肃交流：据《回忆录》所述，当年德斯坦在竞选总统时难道不是主动去信阿隆、坦承其政纲的论据几乎全部从阿隆的专栏中拾得？基辛格不正把自己的回忆录老老实实地献给亦师亦友的阿隆？假如法国文人的论政情怀几成道统、入仕心态炙手可热，那么有着深厚思想功底、同时又能得到政界人物高度重视的欧洲知识人却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阿隆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的罕见个案。
      我们马上勾勒阿隆治学的知识网络，以便更好地理解他治国的思想底色。首先，他是同时代法国文人少数主动去了解邻国德国当代思想的。可以说，年轻时在德国辗转的经历，就为他提供了观察纳粹变天前夜的现实素材，更为他打通了一整片法国无法企及的哲学和社会理论。阿隆后来在《知识分子的鸦片》、《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中扎实的马克思解读，正是源于他年轻时在德国对《资本论》的扎实功底；他的博士论文、乃至后来在法兰西学院娓娓道来的《论治史》，更是直接得益于他对德国历史哲学百年理路的消化。从中国读者已经相当熟悉的尼采、韦伯、舍勒、卢卡奇，再到中国学界近年也开始关注的李克尔特、文德尔班，甚至连特罗尔奇（Ernst Troeltsch）、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敏锐的阿隆一下子就把握住了德国思想界在世纪之交伴随着国力渐强而产生的一个持续、且不断丰富的问题意识。恰因为如此，阿隆顺理成章地成了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头一批法国知识人。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耽于胡、海二人的著作，而是把这些著作介绍给了同窗伙伴萨特。相反，倒是韦伯广阔的历史视野一直吸引并引领着他的深层思考：怎样理解人类历史？
      阿隆和德国的渊源，当然不仅限于德语书本上的片言只语。事实上，早在法兰克福学派草创之初，阿隆便已投稿到他们办的学术杂志。不过，从《回忆录》中看得出，阿隆一直都没有太钟情于这一打通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德国新学派。也许，恰是因为自己的经历已经足以融汇哲学与社会、纯粹思想与实践介入？或者，冷战时期东西阵营的对峙压倒了他对纳粹德国的咀嚼，进而不愿尾随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人开辟的反思路数？再或者，他只是把邻国这一思潮看成反思工业社会诸文化症状的一股时髦？无论如何，阿隆后来的思路，始终围绕着具体的政治现实展开，这尤其体现在他那本未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论克劳塞维茨》上。
      在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风气中论述一位普鲁士陆军少将的长篇巨作，是不是有点过时？其实，阿隆对和平与战争的思考，一直未有停息。倘若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那么对阿隆来说，国际风云、政治现实大概也就是他哲学思考的自然拓展。于1962年出版、不久前被翻译成中文的《和平与战争》，就是阿隆每周在国际关系专栏沉淀下来的哲学思考。基辛格为该书写过书评。我们在《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就连阿隆认识多年的朋友、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列奥·施特劳斯也在和他的私人通信对该书赞不绝口。识英雄、重英雄，深受韦伯影响的阿隆，当然清楚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对韦伯“诸神之争”命题的强力挑战。早在1959年，他不就已经讨论过施特劳斯在这一点上的深刻发见？
      平心而论，同样有着犹太血统的阿隆，却没有施特劳斯在阿拉伯和犹太思想史方面的功底和触角。更确切地说，这本不是阿隆的揪心之处。国际局势的催逼，也许真等不起书斋里的春秋笔法。《回忆录（增订版）》添入阿隆对巴以冲突的分析，可谓是阿隆长期关注世俗、政治层面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冲突的延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他在《回忆录》中论及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戴高乐在1967年六日战争之际的表态。其实，和当时法国内政紧密联系、乃至和当代法国史时间分期有直接影响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才是读者较少注意到阿隆政治目光的又一先见之明。因为，通过他散落各处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阿隆属于为数不多的头一批呼吁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非左翼知识分子！在这里，“左”与“右”的划分，大概不足以体会阿隆在每一个历史关头作出的正确判断：和政界接触甚多的阿隆，太清楚法国的实力。那位经阿隆重新阐释才名扬天下的托克维尔，一百多年前便积极辩论法国对埃及的政策，精心参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部署，可谓时势使然；一百多年后，同样也是时势不饶人，阿隆知道这场世纪殖民大业必须退出历史舞台。阿隆和托克维尔，都回应了自己的时代。
      阿尔及利亚问题不仅直接催生了1958年的那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且还是到今天依然吸引众多法国和阿拉伯学者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有人认为，法国当代史的起点，不在1958年的第五共和，反而应该在1962年正式告别四倍于法国领土的地中海南端“省份”！阿隆当然知道这场战争双方所经受的残酷，远非较早前奠边府战役可以比拟。于是，战争也就成了他研读克劳塞维茨、马基雅维利和修昔底德的切入口。那部尚未被翻译成中文的巨作《反思战争：克劳塞维茨》，不正是阿隆晚年最称心的作品？我们可以读到，阿隆耐心地在《回忆录》中解释了自己的写作思路，回应了一些质疑。值得留意的，还有阿隆受到好友卡尔·施密特对其作品极大肯定时的欢喜。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在战后交叉的正是政治人生里的哲学发挥。
      在这里，我们不再提阿隆和萨特等人在思想立场上的根本分歧，也不去重温法国、德国过时的所谓“1968精神”。倒是《回忆录》中对1958-1982年法国几任政府领导人的分析，让我们有了一份可靠的路标，知道如何理解当代法国“偏右”的开局。更确切地来说，是了解法国社会形态在1968年运动后、社会党上台前的演变。与此同时，连今天法国读者都不太熟悉的所谓“新右翼”领军人物，却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被阿隆清晰地点破了套路。也恰是在这里，阿隆以其深刻的哲学眼光看清楚了“新右翼”小圈子和纳粹核心思想之间的藕断丝连。我们可以补充一句，三十年之后的此时，法国“新右翼”的理论旗手依然活跃在欧洲思想界。       透过阿隆的作品，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风起云涌的全球八十年。阿隆有份参与的那场70年代葡萄牙和平革命及《古拉格群岛》大讨论，已是当代欧洲社会形态进一步发展的春江水暖，不必再等后来某些美国学者总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但同时，阿隆拙于对其他地区给予更深层面的关注，也许是这位国际观察家的瑕疵。甚至可以说，这是同时代多数西方思想家的知识盲点，也体现出特定时段内西方一流头脑的集体特征。《回忆录》展现的“普世史”，恐怕仍属地缘政治层面的普世史。细心的中国读者可以看出，它是一部以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储备打量全球的战略审视。要知道，阿拉伯世界、伊朗乃至黑非洲在六、七十年代的思潮变动，恐怕不是西方术语所能够轻松驾驭的。这些和西方有着长期接触的水土，亦恐怕一直都没有完全服膺于西方现代性话语所规训出来的轨道。而这一切，那时都尚未进入阿隆、乃至一整代西方学人的法眼。毕竟，他们最上心捕捉的，还是冷战时代苏联的风吹草动。阿隆属于他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时至2017年，我们不妨反躬自问：中国学人的知识视野，交汇的究竟是什么一种比例？
      无论如何，阿隆在多个重大问题上的洞见，已属超前。他的人生，不多也不少，就是政治的人生，是全球史的当代注脚。他在别处论及修昔底德的那篇精彩长文中，不正赞扬这位希腊古人在“历史中记录历史”吗？在二十世纪的大事件中记录二十世纪，阿隆做到了，这本《回忆录》也做到了。至于对今日的法国，他要作何评论，我们不必作无谓猜测。每一代人都有这代人的问题。更何况，《回忆录》中的部分人物，今天还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欧美各界。当代法国的内政外交和知识版图，阿隆已经留下了不少宝贵线索，待有心人寻踪。
      雷蒙·阿隆的墓，掩藏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游人罕至的角落，低调得如同他的性格。读完他的思与忆、得与失，也许我们会更谨慎地面对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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