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人之后，何江出名了。他从一个贫困的中国农村走来，通过教育改变人生轨迹，走进世界最顶尖的学府，正是人们热衷于追捧和讨论的故事。
然而，在最新出版的自传《走出自己的天空》中，何江并没有如众人所料去描绘一个成功学的故事，而是将笔触落在他所成长的中国农村，记录正在发生快速更迭的乡村旧生活。乡村如何造就他，他又如何书写乡村？记者在近期落幕的上海书展上采访了何江。
澎湃新闻：自从你的毕业演讲发表以后，媒体做了很多报道，甚至到你的家乡，采访了你的家人、老师、邻居。你觉得自己的经历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吸引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何江：当时我没想到会传播这么广。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我想可能是“农村学子”和“哈佛”这两个词的碰撞使人们产生了关心。很多人还是很难把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这激起了他们了解背后故事的欲望。媒体问得最多的问题还是围绕我的成长和教育经历，并且热衷于讨论教育公平、“寒门贵子”这些话题。
澎湃新闻：你曾经介绍过，最早对你的经历表示出浓厚兴趣的其实是美国人，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尼尔·弗格森，能分享一下他和你交流的内容吗？
何江：五六年前弗格森教授在哈佛做了一次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演讲，特别提到中国这几十年在经济上的崛起。但他们看到的数据是大层面的，对底层的鲜活事例了解得比较少。演讲后我与他交流，他了解到我的求学背景，表示很感兴趣。
我是1988年出生的，那时候湖南乡村仍然保留了非常传统的农作方式，后来慢慢引入机械化、自动化农作方式，这在一个历史学家眼里就是一个快进版的、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在三十年内上演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经历的历程，正是这个对话触动了我写这本书的想法。
澎湃新闻：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段经历似乎处在某个特别的历史进程当中？
何江：我和弗格森教授聊过天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隐约感觉到。其实是需要和自己曾经生活的世界拉开一段距离，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远观之下才逐渐有这些感受。写这本书花了三、四年的时间，中间来回修改了很多次。当时还没有毕业演讲这回事。
澎湃新闻：在《走出自己的天空中》，你对大众最关心的“成功故事”似乎没有着墨太多，而是记叙了很多童年回忆，写你的村庄，写你做织渔网工的母亲、捕鱼的父亲、你的弟弟，村里的老房子、乌江河……为什么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写自传？
何江：我其实并不完全把这本书定义为我的自传，这是我个人对乡村经历的一个总结。我最开始写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应该写一个励志故事，但我自己比较抵触这种方式。虽然鸡汤有时候会温暖人心，但读者看完不会从中得到真的收获。如果大家好奇我怎么从农村一路走到哈佛、麻省理工，那大概需要真正地了解，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我当时求学的经历是如何，我所处的村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每个人的道路是无法复制的，每个人会有很独特的人生经历。大概只有通过白描式的书写，才能更好地表达一个人的成长，同时也许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灵感。
澎湃新闻：那你如何选择你所描绘的对象呢？
何江：最开始其实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后来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才确定下来。第一章“假如春天能够留住”就是直抒胸臆地，把我从出生到哈佛的历程写下来，是一个白描式的回顾，这是我的成长轨迹。然后是我和身边亲人交流对话的过程，我的父母、弟弟就自然而然地就进入到书写的视野中去。常常有人问我我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其实看了这一段就知道了。比如我的父母没有外出打工，我和弟弟没有成为留守儿童，父母给我们讲外面的事，伴我们读书，这些其实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从自我，到家庭，再推而广之到我所生活的村庄，我写“秋天的访客”，写“盛开生命的房子”，其实就是写更大范围的一个成长环境。
何江笔下“盛开生命的房子”。勇斗银环蛇的母亲、把蜈蚣拍成肉酱的父亲、在老鼠洞前犯愁的自己、驼背的算命先生……这座老房子里有他念念不忘的童年回忆。
澎湃新闻：你透露了很多关于家庭的细节，是否和家人商量过？
何江：写到父母亲人的部分，我都会把初稿给他们看，请他们来阅读、反馈，并且跟他们求证确认一些细节。卢梭写《忏悔录》，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真，只要是他的感受和经历，好的坏的都写，我写作的时候也受到这个影响。没有细节的话我感觉不真诚。
澎湃新闻：除了卢梭，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人文社科阅读有哪些？写这本书还受到谁的影响？
何江：海明威，梭罗，陀思妥耶夫斯基，何伟。这本书受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何伟的《江城》影响最大。人文社科方面的阅读有《万历十五年》、《人类简史》、《枪炮、病菌与钢铁》、《自私的基因》、《局外人》等等。
澎湃新闻：你最喜欢书中哪一个部分？
何江：我个人最喜欢第四章，“盛开生命的房子”。这章写的是我小时候生活的老房子，通过它可以看到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那看起来是个很清贫简单的房子，却有很美好的回忆，那是单调的城市生活很难获得的乐趣。
澎湃新闻：在你的书中我读到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描述，比如家人用蜘蛛治疗蜈蚣咬伤“以毒攻毒”，比如养了一条蛇在家里抓老鼠，吃饭的时候蛇就悬在房梁上，还有现实版的“守株待兔”，吃田鼠、挖黄鳝以及村里的巫师、捕蛇者等等，这些乡村图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何江：现在农村土砖房变成楼房以后，房梁上挂着蛇的情况也再不会出现了。像抓田鼠、黄鳝和挖泥鳅这些都是美好的童年回忆，现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很难和大自然有亲密的接触，不太会经历类似的事情。
其实写这本书的很大的动力，就是看到传统的农业社会在逐渐消逝。我小的时候农民是拉着水牛犁田，拿着镰刀割水稻，现在则是靠收割机。传统的手工农业劳作的方式，在我们这一代消逝了。几千年前来的文化基因，很有可能在新世纪里就没有了。我希望能把它们以我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我希望这本书能承载的记忆。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写到村里的现状，说很多农民变成了农民工，离乡背井跑到城市打工，却又请人打理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你怎么理解这样的做法？
何江：这是现在这个大变迁时代的必然现象，其实这是工业革命的翻版，传统社会的人走向工业社会，在城市里还没能完全立足，但又对乡土有很强的依赖，有一种土地情结吧。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写到算命先生和巫师，有一处说：“一个巫师退隐了，村里又会有不同的人借着一些鬼怪之事宣扬自己具有异于常人的法力——只要有人信，就会有人干。”你怎么看待这些不会轻易消亡，仿佛有无尽生命力的传统？
何江：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心里对乡土、对传统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现代化的浪潮在滚滚前进，传统的很多东西在我们这一代逐渐消逝，但它们又有很顽强的生命力，仍然在乡土，在农村根深蒂固地存在。很难说好不好，很多人向往都市的生活状态，但传统的文化乡土的文化同样具有它的魅力。这大概也是所谓“快进版的工业革命”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还说，父母虽然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村里的小孩要走出乡村，最快捷的方式便是读书。这些年村里的观念、教育有没有变化？
何江：我父母即便教育水平不像城市里的人那么高，他们对“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点还是认同的。现在有些地方又开始讨论“读书无用论”，这的确是一个现象，资源比较少的地方的人想通过教育突围，成功的比例越来越小。父母看到辛苦培养的大学生挣钱还不如打工的人挣得多，产生怀疑也很自然。在我的家乡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坚信教育的力量。但有些地方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观念。
澎湃新闻：自从你被媒体发现以后，“农村”的标签就再也没有摘掉过。你怎么看待一提到你就要讲农村背景这件事？
何江：我认为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用标签去定义他。一个人应该首先认知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只有认清楚自己的价值，才不会被这个标签所局限。可能很多人会因为“农村”、“哈佛”这样的标签而忽略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生物科研，但又有人以为科研人员只会埋头研究。但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独特的成长经历。我自己其实不太介意身上的标签，只要我自己心里对自己有不同的认知就可以了。
澎湃新闻：你的毕业演讲讲的是改变科技与知识分布不均的问题，那在你将来的规划当中，对于改变乡村和科技知识的传播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何江：我在演讲中说，希望高深的科技知识得到更广泛的运用，我去麻省理工读博士后，其实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麻省理工就是偏实际应用的学校。我现在做的研究，也更贴近这个目标，是有关肝脏移植、人造肝脏、研究新药治疗乙肝、疟疾，以及癌症早期的检测。相较于在哈佛时期的研究，其实就是把课本和实验室里的东西应用到生活中去，让更广泛地区的人能够受益于这些科学研究。目前的高新技术往往集中在像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我想我在做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的一个尝试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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