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世再无熊希龄

《熊希龄传》周秋光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0年曾游湘西，到凤凰，参观熊希龄故居，简陋数室平房而已。后读周秋光接续其师林增光搜辑大量档案而写成的《熊希龄传》，方知他早年生活多在芷江，一生事功也得明晰。

　　1870年，熊希龄出生于凤凰军家，早慧，二十五岁就高中进士，本可以前途无量，但他却参加了湖南新学，担任时务学堂总理（校长）。也就是说，梁启超在湖南的讲学，得到刘坤一、陈宝箴之支持，具体则由熊希龄操作。戊戌变法失败，他因偶然原因晚到京而逃过一死，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严厉处分。沉沦七年，只能读书兴学，办实业，积累资产的同时，也成为当时难得的西学通和财务专家。
 

　　1905年，得大臣赵尔巽、端方再三保荐，熊希龄方获起用，成为考察西方宪政五大臣的随员，责任是替五大臣写出考察报告，作为朝廷立宪的依据。熊对西方宪政虽也有相当了解，但自度不及杨度，更不及梁启超，遂在日本私见两人，委以责任。五大臣归国次月，朝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依据文本居然出自朝廷通缉犯之手，好在当时隐瞒得很好，直到近年夏晓虹教授找到梁的原稿，方得定谳。
 

　　此后熊参与各种开拓与善后，实业与建设，名气越来越大。虽然他是最早支持共和的清廷官员，但在民国初期确曾走过一段弯路。他是袁世凯时期第一届内阁的财务总长，二次革命被镇压后，更出任内阁总理，虽有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时誉，但副署袁解散国民党的政令，实在让他背上了黑锅。1916年他退出政坛，自述虽“饱尝忧患”，但“受人愚弄，被人排挤，以洁身而遭污辱，以善因而得恶果，直视政治为罪恶，社会为蛇蝎”，有自解，更感厌恶，唯愿在“闭门终养”中度过余生。如果真这样，他只能以失败政客留名青史。
 

　　熊希龄晚年之所为，为其个人历史翻开绮丽的篇章。开端是1917年的顺直救灾。河北境内天雨连绵，山洪暴涨，五大河溃漫，灾民逾六百万，为“五十年来所未有”。他感慨“出仕十余年，从未直接为民做事”，乃允出任京畿水灾河工督办，为赈济灾民、根治水患尽了心力。此后在筹赈五省旱灾、筹赈湖南兵灾水患，以及救济京师贫困老弱，组织世界红十字会，他都积极参与，建立甚多。当然最重要的是成立香山慈幼院。
 

　　他看到持续战乱和天灾，使许多幼弱儿童无家可归，更遑论教育，有限的赈济根本无法解决，决意成立永久性儿童教养机构，选中了距离京城三十里的前清行宫静宜园。当时此地尚属前清皇室管理，他动用各种资源，获得允许，乃召集名流富贾，征集善资，成立机构，建立校园，到1920年成立香山慈幼院。最盛时在校学生多达近一千六百七十人，从日常生活，到文化教育，到人格养成，生存技能，都由院方负担。熊希龄时时感到人员众多，经费紧张，虽竭蹶支撑，仍举步维艰。他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工作实绩，得到公私各方支持。到1931年夫人朱其慧去世后，他更“深感家产私有观念甚属无谓”，乃邀请亲友成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将个人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捐献社会，在北京、天津、湖南开办十二项慈幼事业。所捐包括公债票、股票、房契三项，总计大洋二十七万五千元，白银六万二千两，且全部说明收入来源。他时有两女已嫁，一子残疾，自己六十三岁，仅每月取息四百元作生活费（己二百五十元，子一百五十元）。就我所知，当时一元可开一桌酒席，三元可为住家保姆一月薪资，可知他捐款之巨大。这种倾家资全部付与慈善之行为，古今均属罕见。
 

　　熊的最后十年，南京政府成立，民族危机加剧，他以北洋旧人的身份，积极参与抗日工作，也足动人。上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他致电军方，要“集社会资力，共商抚恤遗族办法。凡殉难将士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抚恤，均为设法照料。其无父母之子女，则尽收入各慈幼院及其他孤儿院为之教养，以慰忠魂而励将士。”认为这是“国人后死者之责，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长城抗战，他率长女及救护队亲临前线，臂缠红十会袖章，白髯飘飘，慰问演讲，激励士气。行前更自书圹文云：“国难方殷，余当以身许国，马革裹尸，或遂其志。”做好牺牲的准备。淞沪战起，他恰从青岛迁沪，表示“国难当头，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良心所安”。乃设临时伤兵医院四所，难民收容处八处，医治伤兵八千多人，收容难民两万余人，日以继夜，劳心劳力。南京沦陷方仓惶离开上海，到香港仅一周就因旅途劳顿，加上刺激太深，突发脑溢血去世。
 

　　熊晚年另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是以六六高龄，迎娶三十六岁的毛彦文为妻。不但婚礼隆重，要客云集，加上“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之类谑联风靡一时，更使中外瞩目。熊与妻朱其慧伉俪情深，妻亡时他已六十一岁，本无意再娶，同穴墓也做好，夫妻共同财产全部捐出。改变初衷的原因，一是其女熊芷与内侄女朱曦的撮合，毛与朱为早年同学；二是他对毛的好感，特别是希望由毛继承他的慈幼事业。
 

　　毛为浙江江山人，金陵女大毕业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当时很少见。当时毛任职于复旦大学，朱曦、熊芷劝说数月，毛方允接触。熊此后致毛第一信，自述“国难、家难同时并作，仆之观念消极万分”，加上病魔缠身，“仅欲得一看护，照料病躯而已”。又称“自觉生命将及垂萎”，得毛消息，“仆不仅为个人家庭幸福庆，且为所办慈幼教育事业无量数之儿童幸福庆”，即包含公私两方面之考虑。毛当然也有女性应有的慎重与犹豫，熊写了大量述情诗词，也曾俯躬到复旦宿舍久候，终于功德圆满。
 

　　老少婚当然引起许多揣测，男重色，女重财，毕竟是一般认识，事实则是基金会因熊新婚，建议将熊捐款全数退回，为毛拒绝，仅略增生活费而已。熊逝世后，毛随南迁之慈幼院奔走西南，将熊的工作继续光大。两人实际婚姻虽仅两年余，毛后终身未婚，九十岁后与当年的香山孤儿一起，将熊之遗骨自香港迁葬香山，为这一惊世婚姻画上最后句点。
 

　　作为政治家，熊希龄建树甚少，所作也颇多争议，但作为中国近代慈幼事业之开拓者，则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他是传统士人，家国情怀始终萦绕心中；他也是新派人物，了解西学的理财家，虔诚的佛教徒，以慈爱之心恪尽社会责任。他的作为，值得今人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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