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斗争中失去H口音的……文化人，《奥威尔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对底层穷人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使奥威尔成为社会主义者——听起来这似乎没有什么费解、深奥之处，甚至有点像流行的成长叙事中的套语，但个中的敏感、真实、悲悯和自我救赎却是非比寻常。在他笔下，生活中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都是绝望的，布鲁克先生已经失业两年了，夫妻俩一直都在经营各类店铺，但是“我怀疑他们干的工作可能就没有赚钱的；他们就是那种随便做个生意好以此来诉苦的人”。（5 页）“报纸推销员……的工作在我看来是如此无望，如此可怕，我都奇怪，在可以选择吃牢饭的时候，怎么会有人能忍受这样的事情。”（8 页）布鲁克太太所有的诉苦都以“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尾，是不是？”结尾，就像歌谣里的副歌一样。（11页）虽然说得有点尖刻，但难以掩饰的是哀其不幸的悲悯。这地方让他沮丧，不仅是因为灰尘、气味、恶劣的食物，“更是因为这凝滞而无意义的腐化的感觉，如同堕入了某个地下世界，那里的人们就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陷在苟且偷生和怨天尤人的无比泥淖之中。布鲁克家这样的人可怕的一点在于，他们一遍遍说着同样的事情，让你感到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幽灵，永远排练着同一段无用的废话”。（14页）但他没有因此而力图忘掉这个悲惨的世界，而是说：“时不时来看一看、闻一闻这样的地方是一种责任，尤其是要闻，免得你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尽管最好不要待得太久。”（15页）把这看作是“责任”，无疑有一种道义上的救赎感。当他乘火车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瞬间令人心惊和痛苦：路边有一个年轻女人正跪在石头上疏通污水管道，“在我看到这张脸的那一秒，它带着我所见过的最凄惨、最绝望的表情。我猛然明白了……她非常清楚自己身上在发生什么——她和我一样明白，天寒地冻之中，跪在贫民窟后院黏滑的石头上，往肮脏的排污管里捅棍子是多么残酷的命运。”（16页）虽然有人质疑这段描述有不实之处——在他日记中关于这个情节的记述是走过而不是乘火车经过——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一瞬间的对视与交流的真实性，我愿意相信这是命运之神以其悲悯之心向人类揭示真相的残酷瞬间。坦率说，奥威尔的这部分文字勾起我的某些回忆，那时常有一些与奥威尔相似的感受涌上心头，情难自已。
       奥威尔自愿去流浪、去过底层人的痛苦生活，是因为他的赎罪感和自我拯救的决心。1921年奥威尔加入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部队，任职五年期间的经历使他的良心痛苦难安，那些曾经被他欺侮和呵斥过的脸孔一直折磨着他。于是当他休假回国的时候就决心辞掉工作，“我不会回去与邪恶的独裁统治同流合污了……我必须赎罪……要逃离一切形式的人统治人。我想放低自己，一直低入被压迫者的行列，成为他们的一员，站在他们那边对抗暴君。”由此而来的是对所谓“自我进步”、“成功人生”的怀疑与憎恨，它们“都让我觉得是精神上的丑恶，是欺凌的变种”。（149页）无形之中他似乎是自觉地大踏步地迈过了知识分子常常与生俱来的空谈、懦弱和自欺欺人的精神障碍，他深刻地理解和勇敢地实践何谓“感同身受”。
       他强调在现场“看”对于真正“感同身受”的意义。的确，像我这样从没有下过煤矿的人无法想象1930年代的英国煤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奥威尔说当你能够走到工作面上就很有意义。“要去就要在机器轰鸣、空气乌黑、沽满煤尘的时候去，在你能亲眼看到矿工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去。这时候，这地方如同地狱，至少和我自己脑海中的地狱一个情形。人们想象的各种地狱元素在此齐聚——燥热、噪音、混沌、黑暗、污浊的空气，还有最要紧的，难以忍受的逼仄空间。”（19页）于是，“看着矿工工作，你立刻意识到人们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30页）但是“某种意义上，看到矿工工作甚至是一种耻辱。它让你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一般而言的上等人产生了片刻的怀疑。因为你彻底明白了……我们所有人相对体面的生活都是拜地下那些全身漆黑、满喉煤尘，用钢铁般的手臂和腹部肌肉挥动着铁锹的矿工们所赐。”（32 页）“看”是必须的，感到耻辱也是必须；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看”的勇气和责怪感、羞耻感仍然是探测一个人的良知的敏感探针。不必再高谈阔论什么“深入……”、什么“关怀……”，愿意和能够在黑暗中看到黑暗、愿意和能够在寒冷中感到寒冷、愿意和能够在饥饿中感到饥饿，这不需要有什么感情或水平，只要你还是一个人。然而我常常困惑的是，要用什么样的特殊材料才能打造出对最尖锐的痛苦和最无耻的羞辱都无动于衷的人。
       但是，如果奥威尔的故事仅仅是到受苦人中间去、仅仅是在与他们打成一片的过程中获得了打破阶级出身的禁锢和自我拯救的快感的话，那仍然是很不深刻的。本书第二部分从英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斗争等真实语境中阐释了他的阶级论和社会主义论，远比第一部分的“观看”、“感受”等感性认知更多了复杂的心理分析和理性反思的锋芒。我一点都不奇怪的是，奥威尔说在一次大战前“你很可能仅仅因为长得像上流社会的一员就受到侮辱。现在，恰相反，你更可能受到逢迎。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那时候衣冠楚楚的人走过贫民窟的街道，不遭痛骂是不可能的。”（126页）但是，阶级隔阂并没有因为如此简单地发生的变化而消融，我过去在农村当知青的经验感受是，仅仅拍拍肩膀或递上几根香烟是无济于事的。有些阶级特征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没文化的下层人民说话时常常省略单词开头的H音，如hot说成'ot，horse说成'orse，而带H音的多是上层文化人；甚至长相也会暴露你的出身。（47页）比阶级隔阂的心理更为复杂也更为让他焦虑的是，那些油头粉脸的社会主义者时刻都在败坏着社会主义的声誉；他们通过在斗争中争权夺利，同时一边高调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使很多对社会主义的正义理想怀有向往之心的人们望而却步，甚至避之唯恐不远。奥威尔关于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公平、正义和推翻国内国外的所有专制暴政，他再三强调这是唯一需要牢记的本质。（223——224页）难怪有人称这本书为“社会主义者乔治奥威尔的精神自传”，甚至说因为写作本书使奥威尔受到英国情报部门长达十二年的监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宣告了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观，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也正是从“推翻所有专制暴政”这里开启了通往《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道路。
       回到奥威尔的“码头”与他的“社会主义情感”。我想起两个例子。一是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我讨论过的黄新波在香港时期创作的版画《码头》（1948），那时黄新波在香港西区码头附近上班，他经常目睹着码头上的苦力与拾荒儿。苦力是最典型的广东人所说的“劳碌命”， 他们扛着货箱呻吟而过，绝对是身水身汗的体力话，收入低而且没有保障。画面上，一个已经年老的苦力茫然、无奈地直视前方；他是劳工阶层的痛苦缩影，也是呼唤工运的道义形象。另一个例子是九十年代初著名作家黄秋耘先生在他的《风雨年华》中的一篇文章里写道：革命刚刚胜利，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他去军区参加一次宴会，归途经过广州长堤码头，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工人在码头上直打哆嗦，令他十分难过。他想到战争的胜利都是由底层的劳苦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码头的确可以有很深的象征寓意，码头可以与唤醒社会主义情感及价值观有着激进的审美联系。
       我们应该不难理解的是，正是因为对苦难与压迫的真实感受，才会使奥威尔无畏地揭露和反抗任何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对人的摧残，才会使他看穿了知识分子为何能够心安理得地与压迫者合谋，为何可以恬不知耻地在压迫者的盛宴中分一杯残羹。奥威尔在全书最后，针对1930年代英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发出的预言直到今天听起来仍然不无闪光的寒意：“我们这些没落的中产阶级——私人教师，半饥半饱的记者，陆军上校的年收入七十五英镑的老闺女，没有工作的剑桥毕业生，没有轮船的船员，小职员，公务员，旅亍推销员，乡镇里破产了三次的服装商——可能就不再挣扎，而是静静落入无产阶级之中，这就是我们的归宿。很可能当我们真成了无产阶级，会发现这其实不像我们恐惧的那样可怕。因为，毕竟，除了一个H音，我们也没什么可失去的。”（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