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胡兰成以《红楼梦》前八十回比喻他所见到的、好梦方酣的朱天心，以及她的少作《击壤歌》。多年后，朱天心试图写作一本书，来回应自己写作生涯的“后四十回”，这便是她的回忆录《三十三年梦》。2015年，《三十三年梦》繁体版由台湾INK印刻文学出版，两年之后我们终于等到了这本书的简体版。
胡兰成为何将朱天心及其作品与《红楼梦》前八十回相比？“后四十回”又是怎样的一个概念？事实上，读完《击壤歌》之后，胡兰成想知道：多年后的朱天心将如何书写当初天真烂漫、后来庸庸碌碌的朋伴们？“胡爷（胡兰成）以我十七岁写的《击壤歌》喻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严责我如何写那后四十回，当时我不免觉得他这话未免说得太早也太严苛了，毕竟我正好梦方酣哪。”朱天心选择的回应方式是——“取巧地以珀尔修斯之盾偷窥那美杜莎，以京都为舞台折射我这三十三年，写那城、那时间（和不再在的时间）、写友人们（和不再来往的友人）……”
对朱天心来说，京都是除台北之外她最熟悉的地方。从1979年初到京都，到2013年重回故地，朱天心几次盘桓漫游在京都的时空中，流连忘返。“我第一次来京都至今，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在这三十三年里，她看到了“牵着女儿、弯下身子与大头妹说话的唐诺，看到二十二岁时穿着长袄打两条及胸辫子、出神出世的朱天文，还有因疾走而长袍角扬起的胡兰成爷爷......”至此，这一记由胡兰成写入的岁月大梦，在之后年复一年的重温和堆积之下，于京都重现了。
传统社会留给女性的选择并不多，定居和流浪是其中两种。对于这两种宿命，我们很难说清孰优孰劣：选择流浪就能解放内心吗？居于屋檐之下就能得到安定吗？美国作家玛丽莲·罗宾逊试图通过一部小说解答这一疑惑。
1980年，因为处女作《管家》的出版，玛丽莲·罗宾逊火了，这部作品揽得美国笔会奖和海明威奖，并入围普利策文学奖。《管家》讲述了一对姐妹的生命选择：在爱达荷州偏远的指骨镇上，孤女露丝和露西尔心怀着对于生活的不同向往，一个决意流浪，一个安于平凡。罗宾文笔优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在看完《管家》后，说“这不是一本急着要读完的书，因为它每个句子都让人心旷神怡”。
让我们假设未来世界人人平等，但是如果你比别人更聪明更漂亮的话，就得带上“助残器”；如果人口爆炸了，你要么接受“伦理自杀服务”，要么吞下“除欲”药丸；想要获得极乐的话，只要你身体通电就好，但前提是你得有钱.....这些看似荒诞却又令人细思恐极的诡异想象，在德裔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里俯拾即是。
在冯内古特笔下的后现代社会中，人类变成了战争机器、科技产品、金融产品的傀儡，真挚的感受随着田园牧歌般的过去而渐渐消散了。正如冯内古特本人所忧虑的一样：“第一次工业革命淘汰了人类的肌肉，第二次工业革命淘汰了人类的智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哦，在一个工业和革命、电椅和永磁电机的世界上，是不是还允许存在一个角落，让人类卑微的、软弱的、难于启齿的感情，能幸运地生还？”
冯内古特的作品备受格雷厄姆·格林、诺曼·梅勒等文学大师推荐，在19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也因黑色幽默、反乌托邦、怀疑主义等特质被奉为反主流文化的偶像。参加二战给冯内古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他将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命名为“没有国家的人”，超越了对种族歧视的单纯批判，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思考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
文学与笑有什么关系？身兼批评家、学者和作家多重身份的詹姆斯·伍德针对这个命题写了一本书。伍德的文学批评并不走学院派路线，他更像是一位眼光毒辣的专家级读者，引领他的读者避开写作的重重雷区，进而成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在这24篇文学批评中，他试图将文学经典和文学现场联系起来，从“文学与笑和喜剧”这个很少有人触及却颇具价值的文学命题出发，着力建构了他心目中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图景，对于诸多热议不断的著名作家，诸如弗兰岑、品钦、拉什迪、德里罗、奈保尔、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和汤姆·沃尔夫，他都做出了精彩的解读与分析。这本《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是他的第二部文学批评集，曾入围“美国图书评论奖” 。
2000年，“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突然闯入文学评论界，成为了流行热词，创造者正是詹姆斯·伍德，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种在他看来日趋流行的小说风格：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复杂的线索、庞杂的内容……他那篇因攻击“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而引起争议的著名檄文，也收录在了这本集子里。
“由于无法忍受以色列法律强加于我虚构的民族属性，更难以忍受它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自诩上帝选民俱乐部的成员，我愿意放弃做犹太人并不再自认为是犹太人。”身处强调种族身份和信仰重要性的犹太族群之中，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说出这番话想必并不容易。
他本人曾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这一行为，是为了从根本上戳穿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命题预设——他要证明，犹太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根据《旧约》记载，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犹太民族就是这么代代传下来的。可是，那是什么年代？那时这些人之间甚至还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没有世俗的日常文化，并不吃同样的东西，并不欣赏同样的音乐——一句话，他们仅仅同信一个上帝，却不能互相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称他们为‘民族’？”这一想法成了施罗默·桑德撰写“虚构三部曲”的动机之一，《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是这一系列的第二本。
这本曾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的作品，既是桑德的回忆录，也是一本历史著作。他不仅书写了人们因身份问题在以色列遭遇的种种荒诞现实，并由此辨析了犹太性的本质，更揭穿了以色列对“上帝选民”理念与大屠杀苦难的利用，矛头直指以色列的等级矛盾和殖民主义。这些做法或许不是背叛，相反，桑德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犹太复国主义的身份认同。
大头吊眼、不怀好意，或许是许多人对“奈良娃娃”的第一印象，一些成年人甚至指责他们的眼睛怀有愤世情绪。“奈良娃娃”之父是日本现今著名的现代艺术家之一奈良美智，他对此是这样解释的：“画作中的娃娃只不过是儿童，手持玩具武器，因此他们不应该是具有攻击性的人。”
这本《奈良手记》是奈良美智在1999-2000年之间的日记集。奈良美智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是一次“意外”，在度过了喜爱摇滚、格斗和画画的少年时代之后，他在一次偶然机会下参加了一场裸体素描会，从此决定日后要以“画画”为生。他从爱知县立艺术大学毕业后，前往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学院留学，后又旅居科伦，开始创作并发表大型绘画和雕塑作品，《奈良手记》中收录的作品大多诞生于此时。旅居岁月并不顺遂，在日记中，他常常一边画画一边为自己打气：“我不想输给无可名状的压力。不想当游手好闲、不懂装懂、纸上谈兵的人。想成为这种人，等变成了糟老头再当就可以了。”书中对彼时生活、创作的回忆与思考，成为了奈良美智的蜕变历程最详细的注脚。
资中筠的身份有很多，比如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等等，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位钢琴家，《有琴一张》便是资先生的音乐自传。
资中筠并非出身音乐世家，但父母也学过些乐器：她父亲在留学时曾学过小提琴，母亲曾学过一点风琴。从她记事以来，父母再也没拿起乐器演奏过。初中一年级时，11岁的资中筠开始正式拜师学琴，也许是得力于儿时的玩具钢琴，当乐理知识难倒不少同学时，资中筠反倒很快就领悟了。1947年，资中筠在天津举办了一场个人独奏会，现场为听众演奏了巴赫、肖邦、舒曼等人的名曲，甚至包括《A小调钢琴协奏曲》完整三个乐章这样的高级曲目。对于一个年仅17岁、正式学琴仅6年的学生来说，这几乎不可思议。
熟悉资中筠的人大多知晓她钢琴演奏造诣，《有琴一张》成为了我们窥探个中往事的一扇窗口。这本小传不仅可以从侧面解释资中筠的琴艺风范来自何处，更展现了她作为一名知识人兼钢琴家，与钢琴这件独特乐器的复杂交往和互动，以及个体命运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背景下的沉浮变迁。
在不同人笔下，齐天大圣孙悟空面目不一。当代绘本艺术家熊亮是如何演绎的？在熊亮的《悟空传》里，大圣有着两张愤怒的面孔：一张来自眼看着父母被欺负却无力抗争的孩子，一张来自青春期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街头青年。
在熊亮看来，齐天大圣孙悟空从来就不是众人口中的英雄楷模，而只是一个“凑巧本事很大的失控普通人”而已。他的脸上充满了愤怒，但这愤怒里没有阴郁，有的只是不可一世的、孩子气的肆意张扬。为了表现这种张扬，熊亮选择了横涂直抹的水墨书写。于他而言，创作《悟空传》的过程酣畅淋漓，仿佛跳进了孙悟空的世界里尽情大闹一场。
在三年的打磨之下，《悟空传》的画面和情节与吴承恩原作《西游记》的气质高度符合，这也是熊亮想要的结果：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放肆的、不修饰的孙悟空。可以说，单就画面而言，他做到了。充满张力的水墨画和遒劲恣意的文字在书页上跳跃，为读者带来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也赋予了经典形象一种新的个性演绎。
继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之后，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人类进化生物学系主任丹尼尔·利伯曼也写了本书，聊了聊人类的进化。在《人体的故事》一书中，丹尼尔从现代语境出发，回溯了人体进化的历史。我们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也是文化进化的结晶，人类享受着进化的成果，其恶果又是什么？文明是否将把人类引上歧途？
作者认为，人体的许多特征都适应于我们进化所经历的环境，却不适应于我们通过文化创造的现代环境。“越来越多的失配性疾病，就是我们的身体对这些新环境适应不良或适应不足的结果。”另一方面，众多文化变化改变了人类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诱发了许多健康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失配性疾病”：我们旧石器时代的身体不能或不足以适应某些现代行为和条件所导致的疾病。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进化与“进化来的”诸多疾病威胁呢？丹尼尔·利伯曼认为，所幸我们继承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适应于过去数百万年间的各种不同环境，所以，“既然问题的产生遵循着进化逻辑，我们也只有遵循进化逻辑才能创造出人类健康的美好未来”，就像他在书中坚决主张赤足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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