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作品的审美灵魂和当代意义

 

　　一、

 

　　《平凡的世界》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把历史命运个人化，把个人命运历史化，由此形成一个横纵交错的骨架，使之带有全景性、史诗性和开放性。所谓历史命运个人化，个人命运历史化，真做到可不容易；而《平凡的世界》却能化而为一，溶为一体，在人物身上闪现时代生活的剧烈变化，让时代变化在一个个偏僻山村的微不足道的农民的心灵激起波澜，它们不是两层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人物的动机不仅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主要是从历史的潮流中浮起来的。

 

　　小说讲述的是1975到1985这10年间，陕北高原双水村三家人，孙家、田家、金家及其相关的一大群人的生活史，突出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人生奋斗经历，实际上作者写的远不止这些，他把笔伸向乡村、中等城市、省城、煤矿、学校等非常广阔的画面。卷首语说，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说明它不仅要表现历史交替时期具体的变动和是非，而且要大力表现在古老大地上和沧桑岁月中，普通劳动者们的一贯的真诚与勤劳，坚韧与追求。这就使一代代的读者，既可看多年前的日常生活场景，同时不断地把自己加入进来，在作品里找到自己，敲响心灵追求的鼓点。

 

　　小说在视角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把焦点聚结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所以才叫“平凡的世界”。路遥是新时期底层叙事的自觉的先行者。路遥多次跟我谈过，他认为，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隐藏着动人的诗意和丰沛的社会内容。他并不否认帝王将相或英雄伟人的意义，但他更看重“平凡”，认为它的概率更大，意味无穷。他认为，小人物，大意义，一个个陕北农民，如一棵棵树，根子扎在中国大地的文化土壤中。他批评过，人们宁可关心一个小演员毫无价值的家庭琐事，却不愿意关注一个普通人生活艰难的追求，这是一种颠倒了的眼光。他就是想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平凡的生活里面，平凡的人里面，发现一些真正值得记住的，带有哲理意义的，或者带有道德理想价值的东西。他说，“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可说是《平凡的世界》在美学上很重要的追求：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展示底层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在艺术概括方式上，也有特色，那就是采取两种“交叉”——写城乡交叉地区和底层人物与上层人物的交叉。路遥和贾平凹不一样的是，他写的不是纯粹的，完全封闭的农村，他也重点写农村，但更注意写县城、省城，城乡交叉地带，在他看来这里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是信息量最丰盛的地带，最能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真面目。如《人生》中高加林待的地方多是城乡交叉。他作为村里民办小学的教师被人顶替了，他气不忿，就起来抗争，后来他进到县城里面，当上了县报记者，后又辞退。另一个“交叉”或尚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上下交叉”：在《平凡》里，田福堂与田福军哥儿俩，一个是道地农民，一个后来当到省委副书记。中学教师田润叶苦恋着庄稼汉孙少安；地委书记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热恋着煤黑子孙少平；而农家女，后来考进大学的孙兰香也与省委吴副书记之子谈恋爱，等等。在《人生》里，黄亚萍与高加林也是出身地位悬殊。这样的人物关系构成和位置的交错，使得小说富于张力；当然，其中也不无作者美好的心愿和理想化的一面。

 

　　二、

 

　　如果说，以上所说，主要还是路遥作品文体，结构，视角以及艺术概括方式上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着重解读的是，路遥作品的审美内核，审美灵魂，精神内涵，以及他的作品打动千万读者的秘密所在。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精神上的高贵者，理想高远，品质高尚，毅力顽强，外在的贫困和内心的高傲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和反差。他笔下的主人公虽各个不同，但对命运的抗争，不屈，力图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是共同的。为什么《人生》的主人公叫高加林？其实有路遥自己的影子。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天上有个卫星在转，上面有一个人在卫星里面，那就是加加林少校。路遥记下了这个名字，并把它给了他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路遥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吃的是窝窝头，看的是参考消息，卖的是苦力，想的是有一天在联合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孙少平说，“总有一天，我要扒着火车去外面的世界”。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解析《平凡的世界》一定要看到它向上、向外扩张的力，那股内蕴的强烈的精神追求。

 

　　我认为路遥作品中强烈的审美冲击力来自三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道德之美；一个是苦难、冶炼之美；一个是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它们像三股强大的激流，激荡着无数青年读者的心。首先，在路遥笔下，双水村崇尚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用情专一，仁厚孝悌的伦理秩序。尽管也搞过阶级斗争，但传统美德作为精神的底盘，如厚土般稳定。孙玉厚就是一位坚韧顽强，淳朴善良的伟大的父亲形象，他培养了好几个优秀的儿女。在这里，传统文化是很具体的，一双新鞋先给谁穿，兄弟俩互相推让；一个白面馍留给谁吃，自然是留给奶奶；孙玉厚守候着一元钱的“失主”，为的是拾金不昧，处处透着诚信与仁义！孙少平要维护郝红梅的名声，那样执着；田润叶在李向前残废之后回心转意，升起了怜爱之情；这里又有多少厚爱和忠贞！当孙少平在矿山频遭打击，得到惠英的温情关照时，不由落泪，路遥抒发道，“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这是一个虽然贫穷却充满了劳动者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精神家园。

 

　　更加动人的是，关于苦难的书写和在苦难中经受冶炼所产生的美感。路遥认为，“人生充满了苦难，在与其不断的搏击中，人才会活得充实一些，才能获得幸福感”。在《人生》里，高加林半夜拉大粪车挨家挨户地找粪源、掏大粪；高加林在县城叫卖馍馍，可怎么也张不开口；刘巧珍带着狗皮褥子去看望高加林，高已背叛，却泪流满面，无法开解。《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写学生们到食堂打饭，馍分“欧亚非”三种，欧是白面馒头，亚是棒子面窝窝头，非是高粱面窝头，5分钱的菜是清水熬白菜，1毛钱有点粉丝，1毛5的才带点肉片。这都非常真实。郝红梅和孙少平总是最晚去打饭，他们是吃不起菜的。这段描写使我这个曾经的西部学子，涌上热泪。贫穷、苦难，往往又与劳动、爱情连在一起。在路遥看来，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孙少平发出过这样的内心独白：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

 

　　路遥写爱情也很独特，爱情如苦难中一缕绚丽的暖阳，照彻人心。路遥确实让一些地位比较悬殊的男女相爱了，因为他向往那种非功利的，超越门第和贫富的，能经得起苦难考验的，自由而炽烈的爱情。但其爱情的内核主要还是“善”。这是路遥道德理想观的一个部分。这样的爱情在任何时候，特别在今天，都显得奢侈，却又是多么高贵。他抒发道：爱情啊！它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使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般严厉，烈火般烤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于是，从美学上讲，我们有可能会提出，路遥的作品有无把沉重劳动诗意化，把生活苦难神圣化，把爱情伦理拔高化的倾向？这似乎是双面剑，既有升华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

 

　　路遥作品里还有一种美，那就是个体意识觉醒和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这是它之所以拨动一代代青年奋斗者心弦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主人公往往是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土地观念的叛逆者。高加林和孙少平更接近路遥个人的精神史。他们都有强烈改变自身处境的欲望。这里含有现代性。“五四”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发现了人，发现了个体意识，发现了为自己活着的人。从高加林身上，可以感受到农民的母体正在诞生着她的新生儿。《平凡的世界》特别能代表路遥主观世界的矛盾。路遥一方面赞赏、理解，甚至是拥抱中国农民的坚忍、温厚、善良，博大；另一方面，路遥的主人公身上又有野性的、叛逆的、不驯服的、不安分的东西，那就是现代个体意识的萌动，就是要改变命运，走向未来，扬弃父辈们的生活老路。这两种理念在他头脑经常打架。于是作品出现了双主人公，一个是少安，一个是少平；孙少安更多代表传统农民的固守乡土，而孙少平是个远行的做梦者，作品把这两种精神放到兄弟两个人身上，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两面，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他们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在《人生》里，一方面歌颂高加林式的“现代”叛逆，一方面歌颂刘巧珍式的传统贞操，这两个美他都喜欢。最后这两个东西很难糅合，只好让高加林回归到土地上，抓了一把黄土，喊出了一句忏悔的话。路遥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作家，他能够把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融合的东西构成一种奇异的美。传统美德与个性解放，爱土地如命与“到外面去”，沉重的挖煤与酷爱贝多芬音乐被糅合在一起。这种自我矛盾，二律背反式的悖论，恰恰带来了荡气回肠般的撞击。

 

　　三、

 

　　我们现在应该能够理解，《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二十年来一直受到青年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了。对于一切企图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必然会遇到矛盾、阻力和困难，人生是一场奋斗，它时时需要心灵的抚慰，精神的超越，道德的提升。这部书表面上是纪事型的，骨子里是抒情的，写意，敢于正面迎视这些问题。我们处身在一个物化的，功利化的，娱乐化的时代，我们被物质的锁链锁着，欲望、感官、物质的实惠化，使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肉身很沉重，想飞飞不起来，想跳跳不起来，最难的是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气神，在困难乃至苦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并不是路遥对此能给出什么灵丹妙药，或直接回答什么问题，其实人生之谜是无解的，路遥本人也是困惑重重；我们只能说，他笔下的既卑微又骄傲，既平凡又刚毅的主人公们，能给青年读者以沉思、勇气和鼓舞，给行进者以精神的滋养。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如果《平凡的世界》只是一部就事论事的写实之作，没有这种精神力量贯穿，那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影响力。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所谓的“鼓舞”，被写成只要敢于吃苦就必定会成功，就能成大款，成功人士，就花好月圆，“金榜题名，奉旨完婚”(鲁迅语)，那可能不过是一部廉价的、痴人说梦式的庸俗故事。路遥的作品当然不是这样。他的主人公大都是悲情的结局，高加林如此，孙少平也如此，路正长，人生无穷期，作品审美上的悲剧性，显示了路遥清醒的一面。

 

　　四、

 

　　从创作方法上讲，路遥坚持的基本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注入了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是1985到1988年前后，那正是中国文坛上借鉴和实验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当时的氛围下，理论批评界没能给《平凡》太多的赞扬和肯定，甚至是很冷淡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却也暴露了我们总是习惯于“一边倒”的思维。路遥也读新潮作品，但他认为最能影响读者和最有价值的还是现实主义，他尤其崇尚柳青式的现实主义。他不无幽默地说，“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问题当然不仅仅是“餐具”的不同。应该承认，路遥的坚守是有意义，有道理的，在某种意义上，路遥是对的，实践证明这部手法和面貌颇为传统的作品，确乎具有某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不过，在今天“路遥热”的氛围下，我们切不可又走向另一种“一边倒”，即用过分的赞扬和拔高来否定其它方法。我们只能说，用什么方法和手法都不是决定性的，各种方法都有并存的权利，而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艺术的高度和深度。

 

　　《平凡的世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作者对官场生活并不太熟悉，却用了不少篇幅写官场。这可能与他的全景性，史诗性的宏大构想有关。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他对乔柏年，田福军们，有一种农民式的“敬畏”，近乎“仰视”，过于理想化，显得比较表面，很多尖锐矛盾，解决得过于轻易，多少有一点廉价的乐观。他写农村也有理想化成分，农村有很多深层矛盾未能深触，现在基本是父慈子孝，道德有序。事实上，不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几位著名的农裔城籍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美化乡土伦理的乌托邦倾向……

 

　　关于路遥作品的话题还有很多，这里不细加讨论了。《平凡的世界》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路遥的这段话也许是最好的回答：“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