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卫东的文字总能展现逻辑的力量;而作为一位知名作家,知性的表达又能时刻吸引人的眼球,勾起读者掩卷难眠的遐思。
卫东的散文集《有一种悔恨叫永远》正是这样一部丰富、内敛而又饱含温情的作品。三十四个景别犹如一段旁白:“生命中不断有人离开和进入,于是看见的看不见了,记住的遗忘了;生命中不断有得到和失落,于是看不见的看见了,遗忘的记住了。”以此构造的语境,抑扬顿挫地完成了一次叩击心灵的文字之旅。状物、写人、叙事,每一次浓缩都足以用“永远”来回响。正是这样一种基调,这本散文集从远古生发,循着华夏文明的节奏扑面而来,并在现实中契合,冥冥中有了近乎宿命的关联。作者行远自迩,奋力剥茧抽丝,捋出一粒粒珍珠呈现给读者。只是珍珠光艳,材质高贵,但却过于娇脆,卫东书名里的“悔恨”怕是由此而来。
《陶人:远古之神》,距今五千多年为学界尊为“中华神祖”的陶人,从赤峰红山文化的遗址中考古发掘出来,坐实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论证。《目光》中那个通过海路抵达西方的黎庶昌,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运薪火于沉沉的晚清,冒着被打成汉奸的凶险,让国人感受着一抹民主与科学的光辉。“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根本,为生人振气节,上以回天变,下以尽人事”,可最终还是在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忧郁成疾,生命的最后时光终日以泪洗面。文明辉煌的陨落既深且剧。内心沉重的卫东在历史遗存的游历中发出了:“渔樵耕读,固文化之本;经世致用,圆强国之梦”的呐喊。
始于偶然,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是作为资深编辑的卫东与笔下几位作家、诗人关系的生动写照。遭遇多次退稿的汪国真找到了时任《追求》杂志副主编的卫东,卫东将一沓诗稿随手一翻,顿觉“一股清新之风拂面而来”。于是卫东打破惯例,以显著位置推出了汪国真的组诗。随后汪国真成名成家,为众多青年男女所痴迷。“卫东,我很感谢你,真的。”成名后的汪国真常把这句话放在嘴上,让卫东感受到了诗人“不浮躁,不狂妄,不故作高深,不矫揉造作”的清白品格,从此他们成了挚友。
作者与王朝柱的交往也是一个三十年的佳话。王朝柱是一个知名作家,写过《李大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征》《张学良和蒋介石》等作品。在卫东笔下,才华横溢的柱子哥常有“犯傻”的时候:不管是高官领导指示,还是有人出大价钱邀请,绝不为毫无价值的题材去创作,更不会利用名望拉“枪手”来充塞。这种不为金钱、名誉、地位所动的精神令人敬佩,卫东禁不住在柱子哥生日时临摹一对警句相赠:铁肩担民族大义,是七尺男儿;辣手著锦绣华章,令人神共泣!
必须称道卫东作为一个资深编辑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从他发掘的这些成功作家身上,无一不显现出他慧眼识珠以及发自内心的对生命价值的追问。
记得2006年7月,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到贵州贞丰采风,我与卫东自此结识。那时他刚任职《小说选刊》主编,正为刊物的自我蜕变而殚精竭虑。他大谈选刊风格的多样化、视角的多元化、类型的多极化。当时我正在创作一部中篇小说,他听完我的故事梗概后立刻表态,《小说选刊》将第一时间转载。果真,《十月》发表后,《小说选刊》立刻转载,反响强烈,有幸进入了当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当然,卫东在给他人做嫁衣时,自己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这使他对事物有着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极强的洞察力,总能发现常人难以捕捉的细节和美感。
在这部集子里有几篇关注底层劳动者的散文:《卖瓜记》《彩虹》《优优的眸子》《路边有个剃头匠》,情节简洁,结构精巧,截取了一个生活片断,反映了生活的一个侧面,以白描的手法把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写得活灵活现。“卖西瓜的小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白净脸儿、板寸,眉眼轮廓有点像马云。”一个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干的小商贩形象扑面而来。五十来岁的“剃头匠讷于言,每次理发你不说话他不言声,偶有问答也是简单的单词应对。剃完头他会看着镜子里的我问,行吗?我说行,他便解下我的白围裙用手一抖,脸转向一旁,等着付钱。”一个不善与人沟通,却又极可爱的普通劳动者在毂击肩摩的都市里讨生活,碰壁受委屈自然不会少。
卫东采集的这几个极富典型意义的人物,想必也是借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来反映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实。纷繁喧闹的当下,何时才是触及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时刻?卫东这本书里清晰地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需停下脚来,感受“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悲悯。触景抒情的不仅是一己的内心情怀,还应该是涵盖了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缺憾,是一种融汇和浓缩了无数个体生命体验的人生感叹。
我想,这也许正是书名《有一种悔恨叫永远》的喻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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