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日本人为何对天皇“死忠”？

　　涉及日本人的态度，最有影响的是他们对其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拥有对他的子民什么样的控制力呢？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七个世纪的封建时代里，天皇一直都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傀儡。每个日本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没有人关注对天皇是否忠诚。天皇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中，他的行为和仪式都在将军所定制度的严格限制之中。如果一位大的封建领主表示了对天皇的尊敬，那将被视为一种背叛。对日本老百姓而言，天皇几乎是不存在的。一些美国科学家强调，理解日本人只能通过他的历史才行。在老百姓的记忆中形象模糊、沉默无言的天皇是怎么样成为活着的人拥护的对象，并成为这个保守民族的精神核心呢？他们说，那些不断重复天皇对他的人民有永久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其词了，他们的坚持仅仅证明了其论据的不堪一击。所以，美国在战时政策里没有理由要对天皇过分地礼让，与其相反的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强烈地攻击这种近来编造的邪恶的元首理论。天皇是现代日本国家神道教的中心，假如我们彻底挑战并摧毁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国家结构就会崩溃。

　　许多了解日本，看过来自前线的报道或者日本信息的有才能的美国人，则持相反的看法。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任何的蔑视天皇或者公开攻击天皇的行为更能刺痛日本人的心灵，鞭策起日本人的士气了。他们不相信，我们攻击天皇在日本人眼里就是攻击军国主义。他们曾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谟克拉西”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军国主义声名扫地，使得军人外出到东京的大街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里，日本人仍对天皇充满狂热的尊崇。这些日本的老居民强调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的崇拜是不一样的，后者仅仅是纳粹党兴盛衰灭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阴谋的种种罪恶捆绑在一起的。

　　确实，日本战俘的供词印证了他们的看法。与西方军人不同的是，日本战俘以前没有受过被俘后哪些可以说、哪些要沉默的教育，所以，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显然是未演练过的。缺乏这种灌输当然应归因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种状况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也没有改变，即使只在个别军团或地方部队。战俘的供词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日军观点的一个横断面。他们不是因士气低落而导致投降的士兵，否则就没有了代表性。除少数外，他们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

　　日本战俘中那些彻底的顽强分子，将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因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他的意愿”，是为了“让他安心”，“奉天皇之命而献身”，“天皇引导人民参战，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那些反对目前这场战争及日本未来征服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因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他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他“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直反对战争”，“他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他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他的子民陷入战争。天皇也不知道他的士兵的待遇是多么的糟糕。”这些陈述和德国战俘的不一样，德国战俘尽管也指责希特勒的将军们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但仍然将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归咎于最大的煽动者——希特勒。日本战俘十分直接地表示，对皇室的崇敬和军国主义及侵略性的战争政策是分离开来的。

　　但是，对他们而言，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人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天皇也不会因此而受到谴责。“日本人不认为天皇应该为战争负有责任。”“假如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么责任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的领导人承担，而不是天皇。”“纵然日本失败了，日本人百分之百还是会崇敬天皇。”

　　所有一切认为天皇高于评判的言论，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美国人认为所有人都不能避免被怀疑和评判。但即使是在战败之后，这个观点却仍然是日本的声音。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在每一个战俘的审讯记录上记下“拒绝诽谤天皇”的文字。因为任何一个战俘都拒绝说天皇的坏话，这也包括那些与盟军合作向日本做广播宣传的人。在所有汇集到一起的战俘审讯口供里，只有三份是比较温和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的一份竟然说：“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傀儡”。第三份也仅仅是猜测天皇很可能会让位给他的儿子，并认为如果日本废除君主制度的话，那么年轻的日本女人就有可能获得被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的自由。

　　因此，日本的军事将领利用所有日本人这种几乎一致的崇拜，他们发给部下“御赐”的香烟，带领部下在天皇寿辰向着东方行三个礼，并高呼“万岁”。“在军队不分日夜遭受轰炸”的时候，将领们和部下一起早晚诵读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给军队颁赐的“御旨”，“诵读的声音回荡在森林里”。军国主义者积极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命令属下要“认真谨慎地完成天皇的旨意”，“消除天皇的忧虑”，要“用崇敬回报天皇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愿的无条件服从是利弊共存的。就像很多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只要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手里只有一根竹竿，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战斗。以此类推，只要是天皇下旨，日本人就会马上停止战斗。”“即使是最强大而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武器。”“只有天皇的话才能使日本人接受战争的失败，而又心甘情愿地为重建家园而活下去。”

　　对天皇绝对的、无限制的忠诚，和对天皇以外的所有人和团体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是战俘的供词中，都有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战俘直接谴责他们本部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自己的战士同甘共苦的人。他们尤其痛恨那些坐飞机撤走，而撇下作战的部下的指挥官。他们常常赞扬某些军官而对另一些则严加谴责，并不缺乏分辨日本事物好与坏的能力。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批评“当局”。他们要求更强大的领导力和更充分的协调能力，并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必需的东西。他们甚至抨击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一篇刊登在东京一家报纸上的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物参加的座谈记录就是绝佳的例子。其中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重振日本精神的方式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最近几年来，日本百姓不敢直接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他们担心会因为某些内容而受到谴责。他们充满了顾虑，只注重表面文章，变得胆小异常。如果像这样的话，日本绝对不可能发挥所有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这个话题更深入的理解是：“我几乎每晚都和选区的人座谈，就很多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因害怕而不肯发言。言论自由被否定了。这的确不是一个能唤醒人们斗志的正确方法。处于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的国民深受限制，他们像封建时期的百姓那样胆小如鼠。所以，日本能够发挥的战斗力并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对政府、最高司令部和他们的直接上司也进行了批判。他们没有无条件地承认整个等级制度的优越。但是，天皇免于批判。天皇的无上权力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这般不可动摇？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怪癖使天皇能确保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只要天皇下达了命令，日本人就会用“竹枪”誓死作战，而同样只要是天皇的命令，日本人也会顺服地接受战败和被占领？这是日本战俘在用假话误导我们吗？或者它可能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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