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社工大会已经进行两天，这两天来我们听到了多位社会工作领域大咖的精彩演讲，很多参会代表也反映听了之后收获很大。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消化专家的演讲内容，同时也让读者了解会议的精华，小编特意摘录了开幕式嘉宾主旨发言以及今天上午举行的两场全体大会中嘉宾的主题演讲。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主席木村真理子：
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已经有差不多20年。实际上，国际社工联合会亚太分会的使命之一就是招募新的会员国家，支持每一个国家的社工机构，并且强化这些机构，给予他们专业的协助，包括人员培训、机构发展方面的建议等。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应该把更多机会给予那些新加入进来的会员国，让他们参与地区会务，并且在可能的时候承办地区性会议。
举办这样的会议能够增强机构的发展，构建新的联系纽带，同时让我们学到新知识和新技能、新观点和想法，并在自己国家使用。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有着飞速增长的人口和越来越流动的人口，包括向内和向外的人口流动，所以社会工作者和教育者现在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即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来解决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从全球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入这个体系中去，共同开发联合干预的措施。
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席芬特尼·努格罗霍：
这次会议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了解中国的社会机构、社会服务和文化是怎样的。同时，我相信通过来自中方代表的发言，我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实践和操作，在会议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参访及其他的合作。在我们国家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知识要不断地扩展。事实上，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在社会服务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希望能够和中国社会服务机构的同仁共同分享我们的做法。
此前，我们进行了诸多国际项目的搭建，特别是和各国社会服务工作者的合作，同时我们也举办了多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那么多关于人和社会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已经身处危机当中，这对所有社会工作专业人士及教育人士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亚太地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进展向我们展示出，大家必须共同携手，这样才能带来更好的社会转变，维护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提高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王思斌教授：
一个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和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社会工作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到现在全国有300多家高等院校设置了本科专业，70多家大专专业，105家研究生专业，还有十几家招收博士。但中国的社会力量还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实力雄厚。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可能我们的社会工作就会慢下来。因此，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先行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需要讨论政府、社会机构及教育等部门合作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磨合也是创新。所谓磨合和创新是指，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回应社会需求，我们的社会工作教育就不能发展好，我们也就不能很好地回应民生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实现社会和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实践就实现了良性互动，而政府在这个情形下也能够回应或者适应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支持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徐永祥教授：
1988年，在民政部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三所高校率先试办了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上世纪90年代后，更多高校开始了社会工作教育。但一直到2006年以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工作教育还是一个孤独的领跑者。也就是说，教育事业发展红红火火，但是政府部门、实践机构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接纳度还不够。因此，社工教育界在其中发挥了很好的宣传先导作用。
2006年以后，中国政府对社会工作做出认定，此举具有重大意义，在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意义都不可小觑。此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就开始进行国际交流，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我要特别强调，社会工作要想获得本国人民和政府的认同，就要积极参与社会重大事件，这对于扩大社会工作学术界、教育界、实务界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阮曾媛琪：
社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可以扮演很多角色。在过去，各个地区是分开的，但是现在他们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也加强了各个国家的互联互动。此外就是跨国性的社工合作和联系。目前各个国家都面临很多问题，比如难民问题、人口贩卖问题、跨境卖淫以及跨境婚姻等。这些问题需要各国共同携手，合力解决。
我们看到，过去如果想要推动这种合作特别是国家之间的协作是很难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机会。借助这个机会，我们不仅仅只是互联互通，同时还可以建立起更加强有力的外交关系，而外交关系能够帮助地区实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所有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发展愿景都是喜闻乐见的。对于社工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共同合作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首席执行官AngeloMcClain博士：
从一名社工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公共政策是很重要的，政策的推动能够不断提升社会服务力，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的资源配给。社工希望将服务提供给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社工，我们可能还要加入其他的元素，包括和平、繁荣、合作伙伴关系等，要确保大家能够真正地关注到这些点，每个人都得到良好的关照。
从某些角度来说，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也是社会上最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多个行业、多个方面，甚至有时并没有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我们的做法。作为一名社工，我们要去了解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要为老年人、移民群体、女性、环境、社区以及合作伙伴发声，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们的一位前辈在讲到社会工作的时候提到三点，第一是尊敬，第二是资源，第三是文化包容性。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史柏年：
当社会工作专业院系陆续开办专业教育时，我国社会福利服务领域的工作仍然依照“行政性、非专业”的路径开展，导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先于福利服务的实践，呈现错位发展的格局，也即教育先行;而另一方面，教育先行的特点又促使专业院校从幕后培养人才，跃升到提供一线福利服务，直接由专业院系的师生通过实习或项目的形式展开服务示范，甚至由专业院系的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开展服务的同时，安排学生实习及就业。这就使得我国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出现功能前置的现状。
中国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正处于转型阶段。在人才规格方面，我们要由侧重通才型人才培养向兼顾通才和专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向转变;在地域分布方面，要由重视城市发展向兼顾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人才布局方向转变;在知识结构方面，要由擅长宏观知识运用向宏观与微观临床性知识运用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人才层次方面，要由侧重一线直接服务人才向直接服务与高层次管理人才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山东曲阜洙泗书院秘书长廖晓义：
2008年，廖晓义女士率队实地参与了四川地震灾后重建的乡村治理，此后一直致力于川、渝、湘、鲁、浙、黔等地的社工实务，并创办了专业社工组织“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当地政府和民众一起，探索了一个以党委政府为主导、村民居民为主体、传统文化为主脉、社工服务为助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这个模式也被称为乐和家园。
乐和家园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模式、一种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也是一种多方参与的教育模式，培育个人的共同体意识。我们需要遵循社会建设规律，培育自然社区组织、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建设社会工作队伍，需要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社工组织，并建立乡村的社会工作平台。显然，这样一支以弘扬中华共同体文化为使命、以社会工作专业训练为技能、以燃发共同体意识构建共同体社会为职业社工队伍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国际代表：
马来西亚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IsmailBaba博士：
希望能够增强整个东盟社会工作者的团结，打造教育者、执业者和社会工作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但其实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在整个东盟的框架之内把更多的高等教育结合起来进行合作，比如像东盟的社区工作、东盟的社会政策以及本地化的社会工作等。
韩国西江大学SunKyungKang教授：
在提升社会工作者服务水平方面，社工教育、培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她同时表示，除此之外还应该建立起相关的社工认证体系，和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多方努力才能帮助社会工作者不断提高专业程度。
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ManoharPawar教授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教授：
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社会政策发展逐渐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更加重视社会建设，主要特点一是强调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二是注重通过增大政府对公共服务投入而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三是托底社会保护与发展型取向并存，四是社会力量的作用明显不足。
社会政策的发展对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社会政策的发展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政府在扶贫济困、社区服务、医疗卫生、教育、灾害救援等方面的行动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受益者提供一定的服务，从而带动了相关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的政策对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工作机构资金短缺的压力。
上海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顾东辉教授：
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社会机构的公信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会机构的公信力有四个组成部分，包括政务、业务、事务和财务。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的设计、规章制度、游戏规则等还不太完善。而民众甚至一些政府部门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也不全面。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伦理建设，机构要有自立的规则，有制约机制;第二机构要不断提升自身管理能力;第三注重人才培养;第四是关注外在环境的优化，比如媒体、社工界自身倡导等。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管理系梁祖彬教授：
近年来,广东省在推动社工发展方面最为积极。广州的社工机构成功获取政府信任的因素主要包括建立名望品牌、强化机构治理能力、提供资源和培养与政府及街道建立互相依靠的关系等。
社工专业发展与政府社会治理改革息息相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恢复了社工教育，但社工服务和岗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变。在发展方式上，社会工作教育并未获政府在政策及财政上确实支持，政府的角色一直是观察者。直至2006年，国家要求建立强大的社工队伍，反映出政府对发展专业社工的决心，对社工在稳定社会及缓解社会问题的角色有所确认。在后来的社会治理改革中，政府一方面发出了改革方向的指导文件，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广创新改革的互动发展模式，引进社会组织、社工机构、慈善组织、社区治理、购买服务及各种新社工服务，为社工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突破。
国际代表：
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ManoharPawar教授：
为什么社会工作者参与到政策实践中去?因为社会工作是有具体情境限制的，因此必须考虑社会政策的影响，而且社会工作者在跟其他人或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社会政策，因而社会工作者也必须需要了解相应的些政策。“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和价值观才能够更好地嵌入社会环境。
转自：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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