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也许是治愈恐慌的最佳药方,然而“超级细菌”在专业人士心中掀起的波澜才刚开了个头。在昨天举行的第47期院士沙龙上,尽管专家们相信,预言抗生素时代的终结还为时过早,可围绕耐药菌的疑问却接二连三。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把“抗击耐药性”作为201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希望以此扭转之前“对于耐药性的十年忽视”。
新药研发输给了细菌变异
人类与细菌的较量犹如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自认为聪明的“猫”未必斗得过灵活应变的“老鼠”。更为可悲的是,鉴于“老鼠”的精明狡猾,疲于应付的“猫”甚至放缓了追逐的脚步。
在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贵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比细菌跑得快,全球平均每年上市3种抗生素新药;此后,新药研发的速度明显跟不上细菌强大的求生变异能力,2008年,全球仅诞生了1个抗生素新药。
为何大公司纷纷退出研发?王明贵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要找到一个比原先更有效的抗生素越来越难,另一原因则是无利可图。“试想,一个新药的诞生通常需历经10年,抗生素也不例外。可如今,一种新抗生素上市后,不出2年就出现耐药,对于药厂来说,花同样的钱和时间,不如开发一些收益期更长的新药。”
“猫抓不住老鼠”的情况在我国似乎更加严重。目前,国际上仅有两种抗生素对“超级细菌”有效,分别是多粘菌素和替加环素。然而,前者在我国已经停产,后者则处于研发阶段,尚未上市。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细菌”在我国已属“泛耐药菌”,即对现有的所有抗生素都耐药。
好在伴随“超级细菌”的出现,国际上抗菌药物研发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潮期后,又有趋热现象,“老鼠”终于再次唤醒了“猫”的斗志。
“医疗旅游”或把耐药菌传到全球
其实,“超级细菌”并非一个科学概念,而是媒体给起的名,专业人士更愿意称其为携带“NDM-1(新德里一号金属酶)”基因的极度耐药菌。从它的名字不难看出,“超级细菌”与印度有着密切联系。
据调查,全球第一例“NDM-1”耐药菌感染者是一名比利时人,他在巴基斯坦遭遇车祸后,在医院感染了这种“超级细菌”;而最初一批感染者中,有不少曾去过印度等南亚国家“医疗旅游”,在当地接受整容或器官移植等外科手术。为此,瑞金医院临床微生物科主任倪语星认为,“超级细菌”的广泛传播对时下兴起的“医疗旅游”提出了警告。
事后研究表明,“NDM-1”耐药菌在印度医院和社区普遍存在,甚至就生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普通人群的肠道中,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医疗旅游”把超级细菌带到了全球。
倪语星表示,国际上极少有人对“医疗旅游”的潜在风险进行过评估,但种种事件提示,这种全新的医疗模式应谨慎推行。此前,36个来自巴尔干地区的患者在赴巴基斯坦接受肾移植手术后,80%的人感染了乙肝病毒,44%的人出现了伤口感染,90%的人出现过泌尿感染。
监控耐药菌不应只“看”住医院
作为感染源的医院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卫生部也在全国的“哨点”医院中建立起了耐药菌的监控网络。但是,市疾控中心微生物研究室副主任陈敏认为,仅仅“看”住医院还不够。
早在10年前,我国就对肉、奶等食品中部分致病菌的耐药情况进行过监测。在44株沙门氏菌对17种抗生素的药敏试验中,四环素、氨卞西林等抗生素已经表现出较高耐药性,最厉害的一种耐药菌对11种抗生素都不甚敏感。
结果不禁令人思考,耐药菌究竟从何来?难道只有医院应该对此负责吗?陈敏引用美国医学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耐药菌的出现是全球公共卫生和环境的两大灾难。”
据市疾控中心最近两年的监测,水体、水产品或是苍蝇中分离出的霍乱弧菌也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耐药。这说明,只有全社会、全环境慎用抗生素才可能减少耐药细菌的出现。
不过,令陈敏不解的是,有些时候,从水体、食品中分离出的沙门氏菌的耐药性甚至高于人体内分离出的菌株。“这是否提示,耐药菌的耐药机制和传播模式正在改变?”一切仍有待于科学来解答。
来源:中国网 作者:任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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