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稻“出中国”记：“中国粮”供给侧改革进行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中国稻”需要换副面孔应对世界市场。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中国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推广占有技术优势的杂交水稻技术，引领水稻产业的国际竞争。

　　4月12日，88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长沙的家中拔掉手上的吊针后，如约出现在三亚会场。是日召开的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这位身体抱恙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依然坚持上台演讲。

　　这次论坛，汇聚了由袁隆平领衔的十大“两院”院士，以及来自国内外的水稻研究者，共同探讨的话题是“中国水稻”与“世界”。身为论坛的发起人，袁隆平对“世界”这一关键词的设定富有深意：在贯穿中国几代人的时间里，中国水稻的繁荣历程，一直有着“世界”的痕迹：1970年，水稻雄性不育株“野败”在三亚被发现，袁隆平展开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攻关，为的是“养活”中国人，不拖世界后腿；近五年来，“世界”又成了另一种压力的存在——进口量激增的国外大米对国内大米的市场挤压，直接反映了水稻乃至农业的结构性矛盾。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大米是中国人的第一口粮，全国有超过4.5亿亩稻田，年产稻谷超过2亿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中国稻”需要换副面孔应对世界市场。在国内，民众实现温饱追求品质，如何种出安全、优质、受市场欢迎的大米成为中国农业的新课题；在国外，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中国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推广占有技术优势的杂交水稻技术，引领水稻产业的国际竞争。

　　“出中国”的杂交稻，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

　　高产与优质之辩

　　在政策托底和农业技术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稻谷已经实现连续十三年增产，2016年连续六年超过2亿吨，仅2016-2017年出现细微下滑，但仍是历史上第二高产量。

　　但吊诡的是，连年丰产的稻谷相当一部分被收进国家粮仓，而有一部分的市场需求却交由漂洋过海而来的进口大米承接。

　　为保护国内粮食安全，中国并未完全开放粮食市场，实行进口关税配额制。2017年，全国进口大米的配额为532万吨，国营贸易比例50%。但就是这500多万吨配额，却也能大幅度“成就”国际市场。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起，中国大米进口量首度超过出口量，此后“洋大米”进口量一路狂飙突进，由2011年的56.9万吨飙升至2016年353万吨，6年间增长6.2倍。伴随进口大米激增的，是国产稻谷库存居高不下。据卓创咨询初步统计，2017年新粮上市期，我国稻谷总库存将达到1.22亿吨。

　　实际上，不只是水稻，产量、库存量和进口量齐增也是国内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通病”。

　　中米集团董事长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方面，国内一般品种稻谷出现过剩，但最低收购价的托市政策，却使得国内稻谷价格虚高；另一方面，则是进口的大米相对国内便宜，而且质量相对稳定。

　　海关数据显示，即使加上配额1%的关税和长距离的海运费，进口大米依然比国内便宜，差价每吨达到800多元。与此同时，日本的越光米、泰国香米等国际知名大米，也被国内消费者视为“优质稻米”的象征。中国游客在日本购买越光米，一度赶上“去日本买马桶盖”的故事。

　　从改革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稻谷的主要问题出在供给侧的质量上，而这也恰恰是“洋大米”的竞争力。

　　隆平高科副总裁青志新分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但目前的状况却是，一般品种供给过剩，优质品种、特色品种供给不足。

　　2016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扩及农业领域。决策层的基本判断是，在经济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而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则是矛盾的主要表现。

　　2017年年初，稻米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措施落地。政府在执行托底政策13年后，首次调低各类稻谷的最低收购价，其主要目的是刺激优质品种的种植。市场层面，隆平高科等重点企业已在主动清退需肥量高、抗性一般、米质一般的品种，实施品种退出计划。

　　不过，在总量猛增背景下强调数量，并不意味着“增产路线”不再重要或不合时宜。袁隆平认为，当前不能以牺牲产量追求质量。

　　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当前的粮食库存消费比高于国际公认的17%粮食安全线水平。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库存消费比高并不意味着不能消化，而只能算是基本平衡。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中高端的稻谷库存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等国家有成惯例的休耕、轮耕制度，而中国则是世界上复合耕作率较高的国家。耕地长期得不到“休息”以恢复地力，加上环保要求提升、耕地撂荒等问题，中国保住粮食生产总量，并不轻松。袁隆平认为，只有增加亩产的增量，才能对冲这些风险因素，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袁隆平的另一论断是，在农业技术超速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产量和提升质量，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我们已经培育出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大米‘超优千号’，品质可以与市场上80元/斤的日本米媲美。日本商人专门取样检测后称赞‘超优千号’有弹性有嚼头，口感很好。”他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优质如何优价？

　　放眼全国，能与国际名米媲美的，并非只有袁隆平培育出的“超优千号”。拥有地理品牌的黑龙江五常米、云南的哈尼梯田红米，都是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米品牌；而市场上常见的丝苗米、珍珠米，也具备中端市场的竞争力。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出更多的“五常米”、“哈尼梯田红米”？

　　黑龙江省延寿县县长丁宇航的愿景，就是让“延寿米”成为新的“五常米”。该县生产的“延寿米”，有着与五常米类似的口感和质量，但让人困惑的是，延寿米最高只能卖到20元/斤，而五常米最高却可以达到200元/斤。但由于五常米产量有限，不少延寿米被收购后被贴上“五常米”的牌子，却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丁宇航认为，中国的稻田并不缺少良种的“好大米”，只是大米消费没有形成清晰的低中高层次区分，使得像“延寿米”一样的好大米埋没在海量的一般大米中。由于口感好、产量规模不大，延寿米并不愁卖，但问题在于价格与质量不匹配。

　　这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答的又一个难题，为什么优质的农产品，却无法实现优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周少川表示，中国在水稻的育种研发上处于全球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水稻品种并不比外国差。但是，由于优质品种多数没有打开市场，价格和常规品种相差不大，经营主体倾向于挑选高产品种，而不考虑品质的米质。这也造成了许多优良品种推广不开，科学家的成果无法大规模产业化。

　　“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找到目标消费群体，高端米应该卖给消费弹性大的消费者，那些既可以花4块钱买一斤米，又舍得花100块钱买一斤米的人。”丁宇航说。

　　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传统的稻谷大宗收购流动渠道并不通畅，议价权占据在收购商手中。而五常米等知名品牌的一大成功经验，则是较早有一批企业自建流通渠道对接起了中高端消费群。

　　在人人都喊“互联网+”的时代，电子商务则成为寻找目标消费群的有效渠道。例如，延寿县部分农民，已尝试通过农村电商，销售一斤装、五斤装等规格的小包装大米，实现了较高的售价。

　　“必须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比如80后、90后的消费特征，是要时尚、娱乐、好玩，现在包装时尚、有美容概念的大米，市场上有吗？并没有！”卢新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丁宇航曾经代表县政府找过深圳华侨城谈过合作，正当合作协议临近签订时，他却退缩了，因为他发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延寿米不同批次的质量无法保障，也就是说延寿米的质量无法标准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表示，从长江中小游产区的实践看，单家独户的种植效应不大，但两三百亩种植的规模化专业户却能取得不错的效益。其原因在于连片耕作土地，适宜统一推广良种，能通过机械化作业和标准化田间管理，使得质量保持稳定。因而，要收获优质稻米，就必须要实行良种+良技的路线。

　　这也就是说，在面向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的水稻种植者还需要踏实回到稻田经营本身。

　　“一带一路”机遇

　　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南方农村报社主办和承办的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多位院士的共识是，在努力实现高产、优质的同时，中国的水稻产业还有一件大事要做——推动中国的超级稻走向“一带一路”国家，这也被视为解决中国稻谷结构性矛盾的必要路径。

　　事实上，这也是国家高层的既定政策。2016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访时向湄公河五国领导人赠送了中国的大米，表示鼓励杂交水稻走进湄公河国家。

　　从全球地图上看，外国种植杂交水稻面积达600万公顷，其中种植面积最大的印度有200多万公顷。主产水稻的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恰好又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国家。

　　隆平高科副总裁、杂交水稻国际研发首席专家谢放鸣援引2014年的统计数据说，海外多数国家均有栽种杂交稻，但种植比例(杂交稻种植面积占全部水稻种植面积的比例)并不高，全球平均栽种率为6.7%，较高的缅甸和巴基斯坦分别为19.6%和19.2%，均不足20%。而中国的杂交水稻种植比例却高达42.5%。这说明，世界领先的中国杂交稻技术，在全球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表示，以杂交稻为代表的中国育种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具备富余技术和产能输出的条件，“一带一路”倡议相当于为中国种业和中国农业打开增量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帮助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发展水稻技术，也有助于扩大粮食进口的渠道，利用国际市场保障粮食安全。

　　与目前进口大米挤压效应不同的是，进口渠道的进一步扩大，有助于推动国内耕地休耕、轮耕制度的实现，促使土地肥力修复。另一方面，优质大米进口渠道的扩大，更容易倒逼国产稻米实现转型升级。

　　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分析，过往我们强调绝对的国家粮食安全，只强调国内市场的绝对自给。但是，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出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表述，表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已经出现调整。

　　“中国的粮食安全需要建立在世界的粮食安全基础上。进口渠道足够多，东家进口不了进西家，不必担心世界市场和国际局势的波动。”陈温礼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目前，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模式主要是“研发+援助”。就在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召开当天，隆平高科与三亚市政府签下一笔5000万的合作协议，宣布在三亚设立面向“一带一路”的海外研发中心。这是隆平高科设立的第三个海外研发中心，前两个分别在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因为三亚的气候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相差不大，隆平高科的研究人员将针对具体国家的自然环境和消费特点，研发特定的品种，再向该国出口。与此同时，隆平高科多年来还坚持对非洲等国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行援助培训，传授杂交稻技术。

　　谢放鸣说，中国杂交水稻品牌逐渐走入人心，印尼的农民把中国的杂交稻亲切地称为“隆平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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