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深夜，CA168航班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回到祖国怀抱。经鉴定，该组8件青铜器为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被整体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9月17日，这组青铜器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与其同台的还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件文物。它们都曾漂泊海外，是15万余件回归文物的缩影，讲述着曲折的“回家”之路。而文物的聚散离合，也折射了国家的治乱兴衰。
故事从《永乐大典》开始
19世纪中叶，列强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万园之园圆明园被付之一炬，珍贵文物被掠西去。此后，礼器、典籍、雕塑、壁画……大量文物由于战争劫掠、文化掠夺、非法贸易而流失异乡。
新中国成立伊始，虽国力维艰、百废待兴，但党和政府已将遏制文物流失、抢救重要国宝摆上重要议程。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严格的文物出口限制，行之有效的文物进出境审查机制，迅速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国士兵曾从北京的翰林院抢走3册《永乐大典》，后收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1955年12月11日，前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向中国返还了这3册《永乐大典》和10面义和团旗帜。
当时，周恩来总理在首都体育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接收了这批文物，并在答辞中说：“中国人民十分珍重自己祖先光荣斗争的历史和文物。因此，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来接受这个伟大友谊的礼物……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这些所谓战利品和那部分领土，总有一天要归还给自己祖国的。”
此前，在1951年、1954年和1958年，苏联也向我国返还了64册《永乐大典》。外国政府向新中国返还的这两批流失文物，翻开了中国流失文物回归历程的新篇章。
民国以来，由于连年战乱，大量珍贵文物流至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专门在香港从事珍贵文物抢救工作，其中就包括稀世珍品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
《中秋帖》《伯远帖》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快雪时晴帖》，被乾隆称为“三希”。清末，中秋、伯远二帖被溥仪带出紫禁城，几易其手，辗转至港。1951年10月，郑振铎得悉“二希”正询价出售的消息后，立即启动文物抢救工作，最终成功购回，结束了两件国宝长达数十年颠沛流离的命运。
此后几年间，“文物小组”有计划地征集了唐代韩滉《五牛图》、五代董源《潇湘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等重要文物。
中外藏家捐赠文物
在文物回归之路上，不能忘记一些收藏家的名字，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大量中国文物。
杨铨（1898-1967）年少时移居香港，痛心于祖国文物因盗卖而散失的状况，立志要穷毕生之力收藏保护中华文物。1946年，杨铨向郭沫若表示，要把个人所藏文物无条件捐献给“可信任政府”。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至1964年间，他将其珍藏的5000余件文物捐赠给广州市政府，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文物捐赠。这批文物包括陶瓷、铜器、玉石器、漆木竹器、文具等，涵盖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大部分划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收藏，奠定了该馆馆藏的基础。
侯宝璋(1893-1967)是蜚声海内外的病理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受周恩来总理之邀，举家归国，曾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在医学研究之余，侯宝璋也是一位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在港期间，他倾力收购流失文物，回国时悉数携归。1963年至1972年间，侯宝璋及其家属先后数次将家藏的2000余件文物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
庄万里（1899-1965）是侨居菲律宾的中国著名企业家、收藏家。他早年曾言：“吾将尽量搜求近几百年来失散于异域之我国文化古物，藉以保存国宝，一俟将来运回祖国，或择地设馆庋藏，以供同好研究，或交请中央政府，以尽献曝之诚。”在庄万里逝世后，其儿女秉承父亲遗志，将庄万里珍藏的232件书画作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庄氏家族又将购于香港的宋代《秋山萧寺图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在这些慷慨的捐赠者中，也有外国友人的身影，颐和园文物回归就是其中动人的一笔。1975年，英国安布罗斯·哈丁博士无偿赠还了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自清漪园（颐和园前身）的清代铜鹤等文物。
颐和园宝云阁铜殿建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铜殿梁柱、斗拱、椽瓦、匾联等全部构件采用传统的“拨蜡法”和“掰沙法”工艺铸造。1900年，颐和园被八国联军劫掠，宝云阁铜殿10扇铜窗流失至法国。
1992年前后，美国工商保险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偶然获知了10扇铜窗的下落，以重金于1993年7月购得这批铜窗，无偿赠还中国。1993年12月3日，铜窗复位安装工程在颐和园竣工，铜窗终于得以重归于宝云阁。铜殿巍然，让后人宛然想见当年的万寿风光、清漪秀色。
追索文物法制化、专业化、全球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事业迅速步入法制化、专业化的快车道，也实现了与全球化、国际化的融合接轨。
1995年3月，伦敦警方截获两批走私文物艺术品，其中包括大量疑似源自中国的文物。国家文物局紧急派员赴英开展文物鉴别认定，确认了其中3400余件为中国流失文物。经过为期一年的艰难谈判，1998年1月，走私嫌疑人终于承认这批文物的所有权归属中国，同意将其归还。同年3月，这批珍贵流失文物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这是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流失文物追索，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协商谈判、执法合作、司法诉讼相结合的追索模式，对日后的流失文物追索工作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994年6月，河北省曲阳县的王处直墓遭盗掘，被盗文物几经转卖，流失海外。2000年2月，我国学者在美国偶然发现，某拍卖行即将拍卖疑似王处直墓被盗浮雕武士石刻。消息传回国内，经河北省文物局研究确认，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文物追索工作。2001年3月，在经历一年的审判后，美国纽约州南区地方法院作出返还文物的最终裁决。同年5月26日，这块浮雕武士石刻回归中国。
王处直墓武士浮雕石刻的回归，是我国首次成功叫停国际流失文物商业拍卖，开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合作的先河。而富有传奇性的浮雕武士合璧归来，显示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日益深入的理解与支持。
20世纪初，洛阳龙门石窟遭到严重的破坏与盗凿，许多精美造像流失海外。古阳洞、莲花洞、火顶洞、万佛洞、看经寺等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很多石窟的佛雕长期“身首异处”。其中，看经寺浮雕罗汉像在20世纪30年代被盗后，曾现身欧美拍卖会上，后被捐赠给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收藏。
2001年4月，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将文物无偿返还给中国。这是我国政府首次促成国外重要文物收藏机构退藏并返还流失文物，对解决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难题具有开创意义。
2008年1月，流失日本14年之久的北魏朝青石圆雕蝉冠菩萨石立像回归故土，入藏山东省博物馆；2008年4月，从丹麦哥本哈根回归156件被盗中国文物；2010年-2011年，被盗走私至美国的唐贞顺皇后陵墓石椁和壁画，返还中国，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2014年，流失海外百余年的皿方罍身首合璧，入藏湖南省博物馆；2015年，甘肃大堡子山秦公遗址被盗的52片金饰片，退出法国吉美博物馆馆藏，交还中国；2018年，流失英国的圆明园旧藏青铜虎鎣，由境外买家捐赠给中国国家文物局；2019年4月，历经12年的漫长追索，从意大利返还的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重回祖国怀抱……
文物流失，渐成过去时；文物回归，正在进行时。而最后想讲的这个故事，有关一口钟，又要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1884年，为纪念抗击英法联军殉国的直隶提督乐善，铸造了一口“乐威毅公祠”铁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口，铁钟被英国士兵掠走并运回英国，作为战利品存放于朴茨茅斯市维多利亚公园内。2003年夏天，古钟被一名中国留学生偶然发现，天津市政府和海外华人华侨为古钟的回归奔走呼吁。最终，英国议会通过了无偿返还文物的提案，2005年7月，离家百余年的大沽古钟重归故里。
大沽古钟外壁上段铸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8个大字——这在积贫积弱的时代是人们对国家太平、人民安乐的祈愿。在今天，这成为现实。
转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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