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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油生产跨入理性供给新时代

  我国石油生产跨入理性供给新时代——对国内石油产量首次主动调减到2亿吨以下的思考


  □ 20世纪90年代起,油气勘探整体进入以岩性油气藏为主的阶段□“十二五”,我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中,低渗、超低渗储量占70%,低丰度储量占90%以上,整体进入低品位资源勘探阶段资源劣质化储量高峰增长


  □ 近5年来,我国新增11个亿吨级油田和13个千亿立方米级气田,探明储量继续保持高位增长□截至2015年,全国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连续9年超过10亿吨产量平稳增长□1978年石油产量跃上1亿吨后,30多年来呈整体增长态势□2010年,石油产量跃上2亿吨,增幅收窄;“十二五”平均增长率为1.11%;2016年产量比上年下降7%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98亿吨左右,首次主动调减到2亿吨以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的最大降幅。


  这次调减发生在世界石油供需宽松、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国内持续推进油气储量高峰增长,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平台增长期。同时,石油上游生产以效益为导向,随行就市,打破长期以来的产量“硬稳定”“硬增长”,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次生动实践。


  低油价给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带来了冲击,也为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油气生产企业加速从偏重保供转向市场思维,充分发挥经济评价在生产运行中的作用,突出效益勘探和经济产量,调结构、控投资、降成本,全面转变了重规模轻效益的增产模式。2016年,各油企纷纷实现了操作成本、桶油完全成本等多个“硬下降”,中石油操作成本下降幅度超过7%。


  产量调减背后,专家呼吁3个趋势值得关注。要看到产量大幅降低,既有主动调减的因素,也有一些油田石油产量下滑的惯性。既要对市场保持高度敏感,又不能反应过度。既要看到石油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品,又要看到石油工业生产是一个高度计划性的产业。在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前提下,给石油产量过度“施压”或者过度“泄压”,都是一种潜在伤害。


  如何理性看待产量变化,如何乘势转化变化背后有利因素,如何把握今后发展主动权,对未来我国油气生产极为重要。我们期待以此次产量调整为契机,探索一条更加可持续的石油工业发展路径。


  自产经济VS买油经济


  2亿吨是我国石油工业的“产能红线”吗?


  国内原油产量较大幅度调减,引发了业内对石油安全的关注。近几年,在我国原油产量增势收窄、世界石油市场宽松、国际油价低迷的态势下,多进口还是保自产?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走,还是要保证国内产量的“底线”?业内有过激烈争论。


  这样的观点碰撞并不难理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正因为石油、粮食、货币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话语权的问题,三者的安全问题也上升为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的范畴。2006年,我国提出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时,同样在业界及国内外引发很大反响。


  我们看到,“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是在全国耕地净减少量不断大幅降低的背景下,旨在确保粮食供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此次关于国内原油产量底线的讨论,也折射出当下人们对石油供应安全的重要关注。


  近6年来,国内原油生产与消费缺口从2.5亿吨增加到3.58亿吨,原油增产压力不断加大,对外依存度从55.2%上升到65.5%。尤其在地缘政治更趋复杂的当下,如何立足国内,实现合理范围内的原油自给,事关我国石油安全。


  当前,业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低油价下,“买油经济”更划算,进口多多益善,自产不设底板。以2015年为例,我国进口原油比上年增长8.9%,但进口金额比上年减少41%,减少938亿美元。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买了之”危险且短视,应立足长远,看到未来可能的市场形势反转、地缘政治风险,设置2亿吨国内年产量底线,掌握石油安全的主动权。


  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如何取舍?前提应厘清三个认识。怎么看此次产量变化?怎么看市场变化?怎么看上游油气今后如何发展?


  一是关于产量。既要看到去年石油产量是进口石油和自产石油的一个平衡点,是国内各大油公司应对低油价效益限产的结果,也要看到调产背后有新增储量品质差、稳产难度大等客观因素。


  二是关于市场。既要看到新能源发展快、全球石油供需宽松,也要看到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巩固,油气市场供需正迈向新平衡。石油生产既要对市场保持高度敏感,又不能反应过度。


  三是关于上游油气未来发展。既要看到石油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品,又要看到油气生产是一个高度计划性的产业,内在惯性大。顾乐民认为,给石油生产过度“施压”或者过度“泄压”,都是一种潜在伤害。


  正是基于这三点,过度强调“自产经济”和“买油经济”都有失偏颇,存在局限性。


  业内专家认为,坚持设立国内产量底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保供思路,是不计成本和代价的硬稳定。作为石油企业,只有坚持效益发展,才能不断提升竞争力、立足市场。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油气开发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潘志坚指出,在当前低油价下,我国已存在一定规模的不经济产量,若硬守住2亿吨产量,或将加大不良资产投入,企业背负包袱就越大,迟早要被压趴下。


  而对于“买油经济”而言,当前可行,但是未来不一定可行,现在买油量足价廉,不代表未来可以足量低价买到。


  能源结构预测,随着上游投资减少,富余产能不断被消化,石油供需将在2020年趋于紧张,亚太地区是主要矛盾点。2016年世界全年过剩60万桶/天。如果我国减产到1.8亿吨,将额外带来60万桶/天的需求增量(降到1.5亿吨,则是120万桶/天),这部分增量加上原有的消费增量,我国或将面临无油可买,或区域高油价的风险,造成石油“量”和“价”两个不安全。


  两者博弈的背后,是保供思维和市场观念的一次交锋。理性的石油安全观既不盲目强调不计一切代价自产,也不完全依赖国际市场。综合各方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应坚持“立足国内”的油气发展方针,且新时期亟须创新发展路线,树立兼顾安全和效益的石油安全观,变产量目标为原油自给能力目标,守住2亿吨原油自给能力底线,加强战略保障。


  具体而言就是“1条底线、2种情境、3个平衡点”。


  1条底线,即至少要有2亿吨原油自给能力,具体产量增减视外部环境和成本效益等因素在合理边界内变化。这条底线也是石油安全的红线,需配套相应的资源基础、技术储备和管理能力。


  2种情境,即在整体环境宽松的情境下,打破“唯产量论”,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调整产量、组织生产;在特殊时期的情境下,以产量最大化为目标,最大限度将既有产能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2亿吨(以上)产量,确保国防和国民经济安全。


  3个平衡点,即把握保安全和求效益的平衡点。2亿吨能力建设,否定不计代价的产量硬稳定、硬增长,是兼顾两者的一种弹性调节机制。需要政府顶层设计,既用好低油价红利,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的文章,也要着眼长远做好“加”的谋划。把握产能和产量的动态平衡。这要求企业掌握生产主动权,灵活经营,确定最合理的生产方案,实现当前和长远利益的统一。把握自产和进口石油的动态平衡。根据不同时期,内外部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充分利用金融、经济等各种手段,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石油成本的最小化。


  洪荒之力VS绵绵用力


  占有世界1.1%资源,撬动4.9%产量的背后是什么?


  世界石油工业领域,中国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中国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1.1%,贡献了占世界4.9%的石油产量。这是所有产油国中最大的杠杆系数。


  从储量看,卡塔尔和中国的探明石油储量最为接近,2015年产量是中国的36%。从产量看,加拿大、伊拉克和中国最为接近,对应的探明储量分别是中国的10倍和8倍。


  虽然这只是一个静态数据,但石油生产的长周期和巨大惯性决定,这个结果却来源于长时间的积累。这样一个系数,依然不失为观察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所面临的独有的压力、速度、规模和问题的一个角度。


  它折射出的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四高”现象:我国经济增长对石油持续的高需求,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始终保持高强度,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始终维持高速度,中国下一步勘探开发将面临高难度。


  石油是经济的血液。改革开放以来,让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中国震撼”背后,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洪荒之力”。“十五”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速度加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平均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平均能源消费弹性分别达到10%和1.05,其中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里,石油产量平均年增2.4%,创造了能源供给和消费领域的又一个“中国速度”。


  储量是石油上游业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根基所在。为此,我国石油勘探开发始终保持高强度,在贫油少气的地质条件下,连续十多年推动储量高峰增长实属不易。


  尤其是历经几十年发展,各油气田勘探程度越来越高,资源品质劣质化趋势愈发明显,寻找规模优质储量的难度持续升级。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油气勘探整体进入以岩性油气藏为主的阶段。“十二五”期间,我国已探明石油储量中,低渗、超低渗储量占70%,低丰度储量占90%以上,整体进入低品位资源勘探阶段。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全国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1.18亿吨,连续9年超过10亿吨。全国天然气连续13年超过5000亿立方米。


  中国石油从2006年开始推动储量持续高峰增长,实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储量增长时期。2016年,中国石油新区新领域勘探取得12项重要发现,石油勘探形成6个亿吨级整装规模储量区,天然气勘探形成5个千亿立方米整装规模储量区,为油气业务稳健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有媒体披露,2015年年底,我国石油剩余技术可开采储量34.96亿吨,人均占有量10吨。对于人口大国来说,这个数字可谓壮观。


  贡献世界4.9%石油产量的背后,开发的高强度同样可见一斑。我国石油产量在1978年“一亿吨包干”后,跃上1亿吨,产量30多年来保持持续稳增长态势。2010年,产量跃上2亿吨以后,保持稳定发展,但增幅收窄,“十二五”平均增长率仅为1.11%。多年高强度开发后,石油产量增速乏力的态势已经显现。


  正是在勘探开发“火车头”的强劲带动下,我国锻造出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磨砺出老油田稳产技术、低渗透开发技术等一系列世界级领先技术,建立覆盖上中下游完整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当前,我国位列世界第六大产油国,炼能超过7亿吨,仅次于美国。


  65年来,我国石油工业不但为共和国贡献了巨大物质财富,更创造了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成为石油行业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当然,不可否认,石油工业体系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发展理念的问题、油气田开发速度合理性的问题,企业生产经营还有计划烙印。一些人认为,持续的高强度发展,有可能提前透支我国的资源潜力。当然,业内也有声音认为,我国依然有很大潜力,若技术突破,产量可上2.5亿吨。


  无论哪种观点,都不能否认,在持续几十年的高强度勘探开发后,我国下一步勘探开发的难度前所未有,石油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去年原油首次大幅调产只是一个缩影。下一步发展既需要洪荒之力,更需要绵绵用力。


  但我们也看到,石油工业几十年的扎实积累,让改革拥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低油价下,发展理念加快转变,我国石油工业的探索空间正在悄然变大,无数可能性开始显现。我们相信,在效益、成本、产量、资源、技术、环保等相互作用下,更趋理性的石油工业发展路径正在逐渐显现。


  减产VS增产


  如何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机遇?


  当前,油价中低位徘徊、资源劣质化加剧、油企负重前行,上游油气生产未来动向备受关注。一方面,效益向下,要确保投资收益,调减低效产量似乎成为必然选择;一方面,产量是效益的载体,产量增加,油企才有做强做大的基础。是增产还是减产?成本、效益、产量三者又如何实现高难度平衡?


  多方因素决定,未来无论增产与减产,我们的空间都不大。增产和减产,不仅仅是主观意愿问题,更是潜力和空间问题。如何把握增产减产平衡,抓住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机遇,是事关石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减不减?怎么减?调减的理性与减产的惯性如何平衡?


  国内产量首次大幅调减背后,有注重效益、主动限产的因素。面对低油价成为长期趋势的新常态,三大石油公司开始以销定产,纷纷缩减开发投资、调减产量。2016年,三大石油公司上游勘探开发计划投资削减幅度10%左右,实则或超过20%。


  胜利油田关停低效无效区块油田的消息率先被媒体爆出。中国石油设置了内部投资收益率的硬杠杠,很多油田因此主动放弃了一些产能建设和产量。比如辽河、新疆油田分别压减无效产量50万吨和70万吨。


  但是透过主观因素,我们也看到,我国油田整体进入中高含水阶段,要克服巨大的资源劣质化、产量自然递减等诸多压力,减产压力前所未有。目前,我国已开发油田总体将进入特高含水开采阶段。大庆油田综合含水率高达94%,辽河、塔里木等油田可采储量采出程度超过80%,整体稳产难度大。


  国内原油产量增长的疲态从近些年原油产量变化中就能看出一二。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抗认为,我国石油已进入壮年后期,新增油气储量品质下降使剩余可采储量出现降势,产能建设和开发成本增高,即使没有国际低油价的冲击,近年的产量增速也已明显下降,2010年至2015年产量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11%。


  油田开发本身就是逆水行舟、滚石上山。在投资缩减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认识、理论、技术、发现的重大突破,国内产量持续下降的态势短期难以改变。


  增产,看似时机未到,也有上产阻力大的因素


  长远来看,我国国内石油产量如果要实现增产,除了要有油价走高的天时外,还必须跨过成本、资源、技术等诸多门槛。


  从成本看,国内原油桶油完全成本偏高。成本结构中,折旧和人工成本等固定成本高达3/4,操作成本仅占1/4。在油企体制机制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压减成本的空间极为有限。据测算,即便在预算45美元/每桶下,国内仍存在部分不经济产量,甚至是负效益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上游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变革,是国内原油增产的前提之一。


  从资源看,我国虽然石油资源丰富,可采资源量301亿吨,资源探明率刚过30%。但不利条件是,储量品质越来越差。在当前油价和技术等条件下,有近6000万吨的不经济产量,80亿吨难动用储量。这也决定增产的潜力与阻力并存。


  从技术看,我国油气产业整体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陆相和低产油气田的开发、提高老油田采收率方面世界领先。不利条件是,技术没有同步适应勘探开发对象变化,在研发集成化、经济性、颠覆性技术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增产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宋新民认为,没有新建能力的补充和廉价的提高采收率等技术保障,上游油气业务发展就难以为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若出现技术和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就能打开国内增产空间。


  抓住改革机遇,走出发展困境


  未来,国内原油产量增减处于复杂的主客观、内外部因素交织的困境中。如何抓住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实现石油产业可持续发展,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和智慧。


  首要是转变理念。低油价重创上游油气生产,但也促使油企加快从规模发展向效益发展转变。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上游呈现出以经济评价指导产量调整、生产运行的好势头,应进一步提升总结,破除“产量情结”和“唯产量论”,建立以效益为首要目标的生产计划和考核方式。


  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在丰厚的家底上。张抗认为,中国60余年的油气生产正是由于不断开拓新区新领域、发现新油气田才得以实现,要保持战略接替开拓的投资不断线,同时把科技创效放在首位,以积极作为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当前我国上游勘探开发面临资源品质差、运行成本高等问题,咨询中心专家查全衡建议,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快建立储量市场,加快储量流转,及时产生效益,激发油公司增储积极性,也催生一批以找储量、卖储量为主业的勘探公司。


  从生产来看,老油田减缓递减、提高采收率;新油田通过提高开发技术水平,优化开发效果;以致密油为代表非常规石油快速崛起,将是2030年我国石油产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的3条路线。


  何文渊认为,当前上游油气业务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国内石油整体资源品质已经出现数量级的劣化,但我们的生产关系没有实现相应转换,出现生产关系不匹配生产力的情况,应及时调整。具体而言就是推动“三效六化”,即突出效果,建立地质工程一体化、科研生产一体化;突出效率,建立勘探开发一体化、地面地下一体化;突出效益,建立技术经济一体化、项目管理和实施一体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也正是以此为抓手,上下齐动,释放体制机制活力,真正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最大化。


  如何真正发挥市场作用,对上游油气发展打开新局面同样至为关键。中国投资协会能源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曾兴球指出,在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要加快引入更多市场主体,充分激发改革活力、技术创新活力、挖掘降本增效潜力,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


  风物长宜放眼量。石油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呼唤着我们紧紧把握当前机遇,以辩证的长远的眼光,对生产经营施以精准的“改革手术”,这或许是低油价给我们带来的最宝贵财富。(张舒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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