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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经济下行已至谷底 新一轮投资将趋理性

        从需求和供给多重因素分析,在本周期内中国经济下行已经到了谷底,第四季度和明年经济增长将出现趋势性回升。

  十八大后会出现投资打头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本轮投资周期中投资结构会发生变化,由政府引导的投资将更多地投向民生事业、生态建设、城镇化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建议货币供给增长速度M2保持在14%左右,M1可分步提高到10%左右,贷款投放也要相应增加,今后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环境变化,相机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适时下调存贷款利率。

 

  中国经济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阶段,新的经济周期伴随着换届后新的政治周期,同时还处于自然的经济周期中短周期与中周期叠加的时段。

 

  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番”目标能否实现?十八大之后是否会重现历史上常见的投资热?而在经济增幅连续10个季度趋势性下行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演变?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会面临新的选择?针对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新一轮投资增长周期有利于

  改变经济增长曲线和投资结构

 

  证券时报记者: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您如何看待这一战略目标?新指标的提出意味着什么?

 

  马晓河: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与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十六大强调的是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十七大强调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十八大既考虑了经济总量目标,也考虑了人均收入目标,将经济总量增长最终落实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方面,这更好地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思想。如果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的目标顺利实现,这将意味着,届时按照2010年的价格计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80.3万亿元,约合11.9万亿美元;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将分别达到38219元和11838元。

 

  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从需求角度分析,今后10年我国内生增长动力将大大加强,这将有利于拉动增长。随着人口的不断转移集聚、国民收入结构调整和消费政策的不断完善,城乡居民消费购买能力将有所增加。同时,重视民生建设和加快推进城镇化,还会从投资方面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未来10年,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小城市镇的路、水、电、气、网、房等建设,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生态等设施建设方面,都需要大量投资,这些投资当然会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此外,今后10年如果我国能吸纳1亿农民进城落户,就将需要1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潜力。今年下半年,国家颁布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支持七大战略性产业快速发展,这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此外,近几年,国家先后颁布了多项区域专项发展规划,从政策上扶持区域均衡发展,这也有利于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另外,我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有能力推动经济继续增长。目前,我国有外汇储备3.28万亿美元,人民币储蓄超过90万亿元,每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等,这些都是有利因素。

 

  证券时报记者:随着政府换届,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否会开启?在过去15年中,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投资政治周期现象——十五大1997、十六大2002、十七大2007会后的一年都出现了投资激增的现象,该规律是否会延续?这种投资激增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

 

  马晓河: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现有体制没有大的改革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的新一届班子也会和上一届领导班子一样,急于干出点政绩来,建立园区、招商引资等等。

 

  不过,我认为十八大以后的投资快速增长可能会较以往几次更加理性。因为决策者的环保意识、民生意识比过去明显增强。同时,多数干部已经认识到发展经济的路径是多样化的,比如,目前不仅工业化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城镇化也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因此,本轮投资周期中,各地用于城镇化方面的投资预计也会明显增加。我的结论是:十八大后会出现投资打头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本轮投资周期中投资结构会发生变化,由政府引导的投资将更多地投向民生事业、生态建设、城镇化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从影响来看,本轮投资增长周期首先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曲线,将我国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长带出谷底;其次,有利于改善以往的投资结构,把民生事业、生态建设、城镇化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等“短板”补齐,为下一步科学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公共资源过多地用于投资,势必会进一步抬高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而挤压社会消费的空间,加剧需求结构失衡的矛盾,这恐怕是决策者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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