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些年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攀升，经营困难加剧的状况，中央打出降成本组合拳，效果逐步显现，企业成本终止了攀升势头，略有下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下称财科院)连续两年通过线上问卷，和成立多路调研组实地调研，来了解降成本实施情况。近日第一财经记者从财科院获得的《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就揭露了当前降成本五大误区。
报告认为，如果降成本误区不能有效避免，就易陷入“降成本陷阱”，不仅会影响降成本成效，也会影响经济治理，甚至是国家治理的成效。
误区一：所有的成本都要降
财科院调研发现，不少企业将降成本理解为所有成本都要降，所有的成本都能够下降，有些地方政府也理解为降成本就是做“减法”，就是将各种环节的成本都降下去。这就容易陷入“成本普降”的误区。
事实上，有些成本非但不能降，反而基本趋势是上升的。
比如中央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需要加强环境保护，这就意味着以前在企业外部由社会承担的一部分成本要内部化，即更多地由企业去承担环境成本，那么，对企业来说就不能放松对排污和环保的要求，否则就会陷入环境成本也要降低的误区。
2018年将起征的环境保护税正是发挥税收保护环境的杠杆作用，通过加大征收、处罚力度，来倒逼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
再如人工成本，不能为了让企业有利润，人为地降低企业工资，因为工资降低就意味着居民收入降低，而居民收入关系民生福祉，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成本，这意味着企业在这方面的成本从趋势上是上升的。
财科院认为，降成本需避免陷入“成本普降”误区，政策性降成本不能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
误区二：以行政方式降成本
财科院调研发现，不少企业把降成本简单理解为“政府为企业解困”，寄希望通过降成本来摆脱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困境，一些地方政府确实也推出了“一对一”救助式帮扶政策。政府在出台降成本政策时也没有“一盘棋”考虑，而多是通过下指标、定任务，以行政方式“运动式”降成本，导致“政府冲在第一线，企业不急政府急”的异化现象。
事实上，企业才是降成本主体，政府可通过更好发挥自身作用，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政府出台一些降成本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与企业创新管理结合，单纯以行政化方式降成本，可能会导致降成本表面化，不该降的降了，该降的没有降下来，同时也会造成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改变企业对政府的预期和企业的努力程度，企业坐等政府来帮助降成本，长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成本。
财科院认为，降成本不是救死扶伤，更不是保护落后，政府降成本举措要尊重市场规律，以引导为主，推动实现企业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
误区三：为降成本而降成本
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管理者把降成本的目标界定为“车间班组”式的目标，即通过在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控制成本，为降成本而降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降本增效的效果。但是，随着降成本工作的推进，企业管理者会发现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企业成本可降的项目越来越少，下降空间越来越小，降成本难度越来越大。
其实，降成本只是提高企业附加值和盈利能力的一种手段，成本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的真正提高。
财科院认为，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应首先明确降成本的目标，不能为了降成本而降成本。企业降成本的目标应是将各个环节成本与整体成本结合起来，提高成本利润率和成本转化率，提高盈利能力和附加值。
政府降成本的目标应是通过短期政策措施的出台和长期体制机制的优化，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营造良好的环境，以实现整个行业企业成本的合理化和最优化，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
误区四：孤立地降成本
成本是系统性的，无论从企业各项成本构成来看，还是从上下游企业来看，还是从政府、企业与居民关系来看，成本都是相互关联的，孤立地降成本会导致“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易引发新的问题。
比如，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是收入；融资的财务费用，对实体企业来说是成本，对金融企业来说是收入。从政府、企业与居民关系来看，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作为劳动者的居民来说是收入；涉企收费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企业来讲是成本，对政府来讲是收入；再如税收，在企业和居民的账本中是支出，在政府的账本中是收入，且从长远看，政府通过出台降成本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最终又会带来税源增加、税基拓宽和税收的增长。
财科院认为，经济运行本身具有系统性，一个环节既会是供给方，也会是需求方，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待降成本问题。当前，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有将降成本拆分为各个单项成本分不同的部门进行的倾向和做法，这些降成本措施是基于一种直线的、单维的、片面的“线性思维”方式，微观层面和短期来看能够降低一些成本，但从宏观层面和长期来看效果不佳，我们应尽量避免进入这种误区，应以非线性思维，整体、系统地看待降成本问题。
误区五：就成本降成本
降成本自然是要围绕企业的各项成本来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降成本政策都是对狭义的成本本身来制定，有些看似不是降成本政策，但其本质上都与成本有关。
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实质上都会落脚到降成本上来，“三去”和“一补”实质上也都是“一降”的措施。
对于企业而言，成本高企是与产能闲置、高库存密切相关的。大量产能闲置，一方面造成折旧费用不断产生，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落后产能长期来看就变成了“沉没成本”，不会带来任何效益，成本自然也就居高不下。高库存意味着产品过剩，库存增加，导致仓储保管等费用增加，资金周转困难，财务费用也就相应高企。杠杆率占比高则意味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在经济向好时，这种扩张可能带来收益，但经济下行时，则极易使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风险发生则造成企业陷入困局。
财科院认为，从这个角度来反观，“去产能”意味着减少固定资产折旧和相关人力成本的支出；“去库存”意味着降低产品仓储成本，实现现金回流；“去杠杆”意味着降低融资成本；“补短板”意味着提升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增收入增效益。因此，不能就成本来论降成本，应整体考量，统筹考虑，打出降成本“组合拳”。（陈益刊）
转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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