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是1984年由国务院批准建立实施的，初衷是从源头加强质量监管，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按照目前《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企业取证时间较长，亟须简化优化。于是6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确定取消和下放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简化审批程序，促进制造业创新和提质。
事实上，短短半年多时间，李克强总理已经3次部署工业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等相关事宜。去年11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地方深化“放管服”改革座谈会时，肯定江苏宿迁市与质检总局等中央部门合作，大幅压减工业类产品生产许可的改革试点。他要求，要进一步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继续加大放权力度，全面清理各种行业准入证、生产许可证和职业资格证。今年6月13日召开的全国推进“放管服”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明确要求“今年要再压减50%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天后，他就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取消和下放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简化审批程序。由此可见工业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也充分说明了该项改革在总理心中的分量。
33年前建立实施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初衷是从源头加强质量监管。应该说在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个“许可证”毕竟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深刻痕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也确实在现实中渐渐表现出了某些“短板”，因此对其的改革也从未停止过，目的就是为了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统计表明，经过多轮改革，特别是2015年李克强总理力推“放管服”以来持续加大改革力度，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已从最初的487类缩减到目前的60类，许可前置条件大幅取消。
虽然从未停止改革的步伐，但从现实发展来看，目前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仍然有许多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与国务院力推的“放管服”和“双创”等重大政策有不相匹配的地方，有时候现实的许可证已经难以实现“加强质量监管”的初衷。此次常务会的部署，正是寓“立”于“破”，强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按照“双随机”方式加大抽查力度，增加抽查频次和品种，扩大覆盖面，尤其对此次取消许可管理的产品要实现抽查全覆盖。即便对于已颁发的许可，也不再是“一劳永逸”，后续监管如发现不符合要求，即依法撤销许可证。
企业增活力，制度先松绑。同理，工业要升级，企业须自主。靠一大堆工业生产许可证，“证”不出真正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放心的品质；而靠一大堆前置审批，同样“审”不出“中国制造2025”。只有证减了，政才能简，更重要的，只有政府部门心思从前置审批、给企业“办证”上彻底抽脱出来，才能真正放在事中事后监管上，“管”得住、“管”得好、“管”出实效；也才能真正放在优化服务上。如此方可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诚如总理所言，这是一场从观念到体制机制的深刻革命。
李克强总理在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上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一定要明确，我们今天确定取消和下放这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绝不代表政府责任的减轻。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政府的责任更重了！”从总理这句语重心长的强调中不难看出，对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减”的是“证”和“政”，但减“证”不减“责”。恰恰相反，工业生产许可证做“减法”的同时，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却要做“加法”。
企业减负，政府加责。一张一弛，大有讲究。一言以蔽之曰：此次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既要简政放权做“减法”，为企业松绑减负；又要重视加强监管做“加法”，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还要突出优化服务做“乘法”，不断提高审批效能。
作为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的具体执行者，质监部门一直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进行改革。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减法”作出了具体的部署，比如对能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保障质量安全的输水管、蓄电池等19类产品取消事前生产许可等，需要质监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继续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的部署安排，深入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
同时，在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的同时，质监部门还需要根据改革后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切实转变管理方式，从以前的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履行好总理强调的“更重的责任”，为企业轻装上阵、营造更便捷的环境，助力中国产品和中国经济跃上中高端。（徐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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